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书友，有几位已先我而去，黎澍、唐弢、陈翰伯、田家英。思念之余，不免有寂寞之感。
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编《毛泽东选集》，官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我们称之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还不到三十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说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三八”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或者说都有爱看杂书的癖好。
他的杂有个范围，不外乎清末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民国史事的书。是延安有数的“秀才”、“笔杆子”。
我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杂，东翻西看，漫无边际，不问有用没有，“拾到篮里便是菜”。
他在中南海有间大办公室，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当然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同一本书，见仁见智随你的便，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只对“此处删去××字”有兴趣，有人却看了作呕。不必担心，自有公论。一本书读了，再听听看看议论更好，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有什么大阴谋。孰是孰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谁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少什么，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忝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格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有一些港台书他未见过，如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叶誉虎的《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托派出版物《文艺世纪》杂志等，都借去看。
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