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异想天开，抄抄摘摘，办起了“出版”，自得其乐，其乐无穷。好在没有人告我侵害版权，请我吃官司。
一九三七年，抗战了，既没有去当学徒，也没有读成书，而是逃难去了。逃到汉口，没想到读书生活出版社黄老板收我当练习生，有饭吃，有书读，不是在印刷机旁边读，而是在出版社读，真是天大的幸福！
在出版社，我还是有兴趣跑印刷厂，喜欢闻油墨气味，看工人排字、印书、装订。我跟工人做朋友，也跟印刷厂老板，甚至老板娘，老板的儿子女儿做朋友。
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咬断”（咬断脐带，鬼就拖不走了）的工人，印封面让我和他一起调油墨，调得我满意了才开印。解放以后，再也得不到这种乐趣。
跑印刷厂，多少学会一点拣字、拼版、改样的技术。一九四三年在重庆，我代楚云、冬垠编《学习生活》杂志，常常带着校样，来回跑二十多里路，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跟工人一起拼版，改样子。我一直记得工人领班的名字，叫杨允庸，他为人可亲，十分耐心，校样怎么改都可以。前几年我还见到过他，和我一样，在过养老的日子。
进出版社不久，我写的字，我设计的封面，居然印到书上，小时候的梦想真的实现了。
周立波从敌后到武汉，写了一本《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他要我写图片说明文字：“小鬼！你来写。”我大笔一挥，写了“五台城外，一九三八·二·三”几个带有隶书味道的字，那是聂荣臻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那天的照片。立波说要写娃娃体，我又歪歪倒倒地写了“平津汉奸报广告示例”，是一批剪报的说明。两行字都印在书上，我看了又看，放在枕边，这是我的字吗？简直难以相信，是不是做梦？
立波在书上题了“送给用，立波七月九日”。这本书跟随我六十多年，没有丢掉，成为珍贵的纪念品。啊！一九三八，激情的年代，意气风发的年代，我还是个孩子。如今，立波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也老了。
说是有缘，机遇，或者命中注定吃出版这行饭，都可以。就这样，从梦想到现实，我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
我挨过不少批评，说我干出版不是“政治挂帅”，是凭个人爱好，个人兴趣。我也闹不清，我只知道：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上个月，暮春时节，我重到旧地，寻觅童年旧梦。那条河五十年前就给填了，沿河的房子全拆了，现在是条大马路——中华路。我家开店铺的房子还在，现在是一家旅社。此外，无影无踪。
我亲爱的外婆，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站在老地方，我似乎又感到孤独，多么想再听到那悦耳的印刷机转动的声音！
一九九七年，夏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