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镇江有好几家书店。上小学以前，我没有进过书店。那时只知道看小人书，书摊上租来的，或者跟邻居借的。
念私塾识字多了，就看“七字语”，大概就是弹词之类，油光纸印的，薄薄的几页，两三个铜板一份。卖七字语的，在街上边唱边卖。七字语讲的多是才子佳人，忠臣奸臣，皇帝侠客。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也看不大懂，只是好玩，手上有“几本书”，翻来翻去。像蚂蚁一样的小字，密密麻麻，看多了会伤眼睛。很快我就把它摔在一边了。
可是，哪里有好看的书呢？不知道。也不知道什么是儿童读物。
到八九岁，我是小学生了，开始上书店。书店多在城外西门大街一带。去得最多的是鱼巷那一家，去买上海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周刊，主编王人路或陈伯吹，至今还记得这两个名字。前天报上说《小朋友》八十周年纪念，它还在出版，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什么样子，我倒还想看看小时候看过的《小朋友》。
再往后，看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郑振铎主编，是给高年级学生看的。镇江有个商务印书馆分馆，卖《儿童世界》。
鱼巷那家书店还卖一折八扣的书和新文艺书。“一折八扣”，定价一元，一折是一毛钱，再打八扣，只卖八分钱，挺便宜。都是翻版书或盗版书，印得马虎。书很杂，既有《笑林广记》、《今古奇观》、《老残游记》之类，也有新文学作品，如鲁迅、茅盾的小说。正规出版的文艺书，北新书局、新中国书局出版的书，放在玻璃柜里，定价贵得多。记得有巴金的《电椅》、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我买不起。
开在城里的一家书店，门面对着去体育场的那条路。在这里可以买到上海出版的文艺杂志、画报，电影画报最好卖，人们喜欢电影明星，像胡蝶、阮玲玉、王人美、高占非、金焰这些大明星。我喜欢韩兰根，还有外国的卓别林、劳来和哈台。
西门大街有家镇江书店，门面很大，老板姓童，回民，我在回民学校穆源小学读书，他见到穆源的小学生，很和气。镇江书店卖的书档次比较高，文学家的作品，这里都有。快要过年，店堂里热闹起来，学生来看贺年片，买贺年片，七嘴八舌，吱吱喳喳。贺年片印得很讲究，有图案，有的还印上洋文，买的人大多不识洋文，收到贺年片的人大概也不识。
在镇江书店，我认识了店里的一位店员贾福康，他大我六七岁。一九四九年他去了台湾，多少年后打听到我这个小友还在人世，一九九三年，他带着家人专门来北京看我，我们称得上是知己，莫逆之交。我写过一篇《买书结缘》，讲我们的故事，收在我那本《我爱穆源》小书里，丁聪画的插图。
小学快要毕业时，在两位思想进步的老师沙名鹿、周坚如的影响之下，我看起了韬奋先生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是在西门大街中国国货公司文具部买的。这时贾福康已由镇江书店转到国货公司当店员，在文具部，我常去看杂志。在那里还看到李公朴先生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后来我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见到李先生，这个出版社就是李先生创办的。李先生非常爱国，年轻时在镇江一家百货店当过店员，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知道我是镇江人，格外亲切，摸着我的头，用镇江话问这个，问那个。
伯先公园对面有家小书店，“七七”抗战爆发不久，我在这家书店买到一本小册子，斯诺的《毛泽东自传》。天很热，我一头钻进洗澡堂，脱了衣裳一口气把它看完。我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知道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也知道了毛泽东。我的心、我的思想越飞越远。书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没有想到，这一年冬天逃难到汉口，我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更没有想到这个出版社是共产党领导的。从此，读书生活出版社成了我的家，我的学校。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学习，从一个幼稚的孩子，成长为懂得如何做人，会办点实事的工作人员。我在这里见到罗炳辉、彭雪枫、章汉夫、许涤新、潘梓年、周立波、舒群等共产党员和作家，他们很喜欢出版社的几个年轻人。一九三八年，我成为党员发展对象，一九三九年春节被批准为中共党员，此后一直做出版工作，一辈子吃书店饭，直到退休。
前年，三联书店出了一本《书店风景》，作者是个在国外跑书店的人，她带大家去看欧洲和美国的大大小小书店，书里有许多照片，看了仿佛身临其境。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的梦里也有一道书店风景，那是六七十年前小时候看到的书店风景，一个热爱书籍的孩子看到的书店风景，难以忘怀，一闭上眼睛就能见到。
二○○二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