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谦：能独立完成的事，才是真的一种"完成"
作词家。
也是经纪人、收藏家、娱乐事业经理人。
历任海丽、点将、SONY、科艺百代、大熊星等公司要职，现为大国文化集团华北区总经理。
出道时间：1988年
发表的第一首歌词：江淑娜《今生最痛的歌》
陈乐融（以下简称陈）：请问你是怎么入行的？
姚谦（以下简称姚）：我在台南HONDA汽车当了两年销售员，因为很喜欢流行音乐，一直在应征唱片公司，后来发现一个重点，唱片公司都在台北，于是决定搬到台北。
到台北后，先在一个餐厅做美工，半年后重新撒一次履历表，就进了海丽唱片。做的第一张唱片就还蛮有名的，江玲的《分手》专辑，一年多后被点将挖角。海丽跟点将刚好在同一栋大楼，老是在电梯里碰到桂小姐（桂鸣玉），那时张清芳红了以后跟点将打官司，协调结果张清芳还是回点将，但就有点尴尬，点将找我说："你进来，张清芳归你负责，当艺人跟老板之间的缓冲者。"那一年，也成了我跟张清芳革命感情最深的一年。
陈：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表你的第一首词？
姚：在海丽的时候就有，那时候还是投词曲呢！我会键盘会看谱，但不是很厉害罢了。从小父母觉得男孩学音乐没前途，所以我是在教会跟着我妹妹学。她现在是钢琴老师。在海丽的时候，制作人李富兴帮李翊君第一张专辑正在收歌，我就中了；其实我常投，才中了一个，但《今夜的心情》那歌很不成熟，我现在听了都脸红。
陈：刚开始写歌的态度是什么？跟后来有什么不同？
姚：当然不一样。当时是很大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嘛。其实我对钱是没有概念的，那个年代写歌不是正职，不是赚钱的道路，纯粹是为了荣誉感。
我真的几乎意识到写歌可以当做主要的专长来做，几乎是两三年后，大概到《鲁冰花》的歌词。写歌你会被很多东西给绊住，有时间压力、制作人想法等等这些，基本上算是用我的基本功来对付，因为小时候写文章还行，作文就是用你的阅读和写文章的技术来服务别人。
通常是当父母亲的朋友说："啊！我听到你那首歌……"你才发觉：哦！原来社会跟你是结合在一起的。否则我没有那个incentive（诱因）。
陈：你提到写作是服务别人，小时候你喜欢写些什么？
姚：我爸是军人，小时候强迫我们每天要写作文。除了学校固定功课之外，他还要派作文，像是《我的爸爸》《我的家》《我的希望》，都是那种很军事化、制式的东西。
陈：那时候你有常参加什么作文比赛吗？
姚：那时候我比较常参加画画比赛，从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每年出去比赛，都没有拿大奖，但都会被选上去比赛。我的素描很强。我觉得我的审美并不是特别厉害、是特别怪吧！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我对艺术还有一些些判断力或者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敏感的天分的地方，大概是对颜色的判断力。就像我刚刚一直在看你穿的衬衫这个底色，非常好，那个东西是很nature、很环保的颜色，应该是用树的果浆类抽取的，是吧？
陈：美术对于你的文字有何影响？
姚：我到现在都是视觉思维，不是文字思维。譬如说写黄昏，我比较习惯从写环境下笔、人的状态、心情、结论。这种写法一度我以为是受到袁琼琼、朱天文、朱天心那一代八十年代小说家的影响，后来我发觉跟图像思考有关系。比如我要写一个"黄昏感受的分离"，就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
我一开始都是填词，画面的来源就是旋律给我的感受。如果没有感受的话，大概会从艺人来找source，那时点将只有四个艺人，天天和她们在一起，看她们给我什么联想？
陈：有的词人不想要跟艺人太多接触，选择隔上一段距离来想象。
姚：那个年代，点将四个艺人个性分明，张清芳、江淑娜、范怡文、曾淑勤。比方说范怡文，她就是够洒脱，但我写不出那么洒脱的。阿芳我写最多，阿芳思维上跟我比较相近，表面亲和、内心婉转，她会用一个幽默大方的方式包装她的婉转。我也偏向这种个性。她跟我都不是娱乐家族出生的，面对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自然而然会表面客气，但内心盘算再三。对曾淑勤那时有我的主观在。木吉他餐厅每年的比赛我去当评审，她是落选的，但我推荐给桂小姐，因为我对她的声音很有感受，很喜欢她口腔内的共鸣，觉得她有一股诗意。所以我一直把她很文艺地在做。
讲到诗意，后来遇到这么多歌手中，袁泉也算一个，她是充满了诗意的人，包括价值观和自我认知。江淑娜相处是最轻松的。她非常爽朗，完全是没有心眼的，她跟阿芳比较不一样，她想事情就是很简单，用自己的感官在判断。江淑娜有段时间很少在台湾，可是到后来我们两个反而是最好讲话的，也因为这样，才认识江蕙，也把江蕙给挖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