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西方ART的规则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也急切地想要知道。在我开始叙述我个人的看法之前，可能要绕点圈子，要从我刚出道的时候谈起。
我自认为我真正成为一个艺术家，是1990年前后在日本东京银座出道的时候。当时，我请美术评论家椹木野衣先生为我写文章，我在出道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品牌营销。经过两三次展览会之后，我在权威性杂志《美术手帖》跟自己同时代的人进行对谈（《美术手帖》1992年3月号“波普／新波普”特集／座谈会／中原浩大＋村上隆＋矢延宪司）。
当时日本艺术界的趋势是模仿超前两年的美国艺术，或者是相对清楚地表明反对美国艺术的立场。我的作品类似于反对美国艺术的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想法，并以此作为创作的基底。
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日本艺术大学流行的是反资本主义式的，如我先前说过的，相对于“富有”、“富裕”，“贫穷”才是正义，而大家在遵循这个做法的同时，也都清楚了解美国艺术的规则，或者该说至少也假装懂得。所以只要稍微转个弯，就会受到大家的喜爱，并额手称庆。
然而，我虽然是这样顺利地出道了，却觉得过意不去，连自己都觉得很羞耻。真的可以这么轻易地就出道了？我舍弃在艺术大学专攻的日本画，是想要从事真正的艺术，这真的就是我想要的吗？
这么想的同时，田宫模型公司推出了一种模型军队玩具，于是我做了一个把军队模型放在泡沫时期大量出现的合成树脂块上的作品《多旋律》。
日本没有战争，因此呈现和平疲态。不过也因为这样让我想到：既然这样，那我干脆画一个自画像，把在美国军力维持的和平状态下贪睡的样子画出来不就好了？
这个想法大受欢迎。但我觉得就连日本小孩背着书包这个可爱的象征，其实都包含在军国主义的历史之中，所以才有《书包企划》这个作品的产生。也就是说，我把战争之类的东西当成潜在主题去创作。
紧接着，发生了《小黑三宝》（The Story of Little Black Sambo）遭到大阪人权团体抗议而停止发行的事件④，这让我想要尝试挑战禁忌，我们天真地误认为，我们文化的成立伴随着种族歧视，于是以此为主题做了个作品。这也获得了肯定。
这时候，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开始有“艺术应该不是这样的吧”的想法。
在日本的艺术活动中，我自己最相信的是什么呢？我看到赤冢不二夫在漫画家的全盛时期创作的八厘米电影，或为名主持人塔摩利的出道捉刀，我不禁想到，该不会是这样的次文化活动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思考日本的图像。什么是日本的图像？
往这个方向发展之后，我创作出来的就是“DOB君”这个角色。当时哆啦A梦与SEGA《音速小子》等漫画和电玩已经在日本以外的国家崭露头角，但这并不是一种策略，我认为日本的图像其实相当本土，而我想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化为艺术，所以才把DOB君送上舞台。
从这时起，我在日本却逐渐不被接受。简单地说，当我还在挑战禁忌，创作反社会、否定日本的作品时，在日本的艺术界还非常受欢迎，却在我说出或许日本文化也有优点的瞬间，就开始受到否定。
这时，我顾不得自己的问题，想到日本的艺术界没有未来，因为我一直遥望的艺术在美国，所以我去了美国。
推出DOB君却不受日本欢迎的我，到了美国。当时流行的作品是杰夫·昆斯的陶器创作《迈克尔·杰克逊与泡沫》（Michael Jackson and Bubbles）、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庞然的巨大铅块《铅的书架》、古巴艺术家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瑞斯（Felix Gonzalez—Torres）装饰在房间里有如串珠窗帘的东西，我自行研究探讨了这些流行的原因，结果赫然发现，原来这些东西跟我在日本进行的创作一样，都是在探讨“国家是什么”这个当代艺术的大主题。
美国的杰夫·昆斯，将美国流行象征的黑人歌手迈克尔·杰克逊以陶器做成白人；德国的安塞姆·基弗为了讥讽纳粹德国时期悲剧的英雄意识，而创作了英雄式绘画。
他们创作的全都是自我折射性相当强烈的作品。现在可能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不过他们的主题就是全球主义和地域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