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军委1局局长）、杨至成（抗大校务部部长）等人，作为中共首批出国学习军事的专派人员，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军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
人与物，目光到处，都是异国情调，却是多少年来就心向往之的社会主义的苏联。风尘仆仆的抗战军人，摩拳擦掌要大学一番，回国后大干一场。
学院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中国学员有的只读过几年书，刘亚楼这位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初中也没读完。从数理化基础课开始，记公式，背定理，做作业，其难度又不同于跟小鬼子拼刺刀。
而这一切的前提，当然首先是学习俄语。
踏上异国的土地，就成了“瞎子”、“哑巴”，连饭都不会吃了。饭堂食谱上，都是“洋字码子”。刘亚楼热情、开朗，这种天性很适于学习外语。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在刘亚楼眼里苏联人都是老师，见人就问，连说带比划，他又聪明，自然长进很快。
开头在外籍学员的特别部学习，半年后正式进入学院，与苏军学员共读。俄语现买现卖，文化课是速成的，课程内容倒不算陌生，但层次高，系统性强，土八路就有点跟不上。而教员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规定内容讲完，不会照顾谁，就更增加了难度，许多时候连课堂笔记都记不下来，课后用大量时间拾遗补漏。
第二学年开始就完全不同了。一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更多的学术期刊、专著。二是在以年级为单位的课堂上，刘亚楼举手报告提问的时候越来越多，那问题也常令教员耳目一新。在合同战役战术想定和学术讨论中，他的观点、主张常受好评。
刘亚楼是较早熟谙大兵团、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为数不多的中共将领之一——有后来的实践为证。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突然袭击，侵入苏联西部地区，并迅速推进。
德军的重要目标，当然是占领莫斯科。关于德军的进攻路线，斯大林认为希特勒还会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老路，沿着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一路占领经济作物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逼近莫斯科。
苏军将帅没有疑义，刘亚楼觉得不妥。
1938年3月，林彪在山西隰县被晋军误伤，到苏联疗养，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库契诺庄园。伏龙芝军事学院培训外籍学员的特别部，也设在那里，在特别部学习结束后，刘亚楼仍是那里的常客。
刘亚楼和林彪分析研究，认为乌克兰、顿涅茨河流域农田、水网较多，拿破仑以骑兵为主的远征军，选择这条路线自有许多便利。而希特勒德军是机械化部队，从白俄罗斯到莫斯科距离最近，更适合希特勒的闪电战。两个人把自己的见解报呈共产国际，待到被实践证明后，自然被刮目相看，据说斯大林亦赞赏有加。
消息传到中国，版本有些变化也属自然，待到林彪“永远健康”时就神乎其神了。说斯大林要用5个师的苏军换林彪，还说要用15个（还有说3个、5个的）苏联将军换林彪。
比较准确的情况是，1960年春，空军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讲了这件事，但他并未提及自己在其间的作用。
25、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月底，刘亚楼随苏军到大连，供职警备司令部，化名王松。
12月初的一天，大连市委书记韩光①，邀请刘亚楼参加市委发起的一个群众大会，控诉日军、汉奸罪行。一个身材修长、脸庞俊俏，明显带着俄罗斯血统的姑娘，声泪俱下地控诉后，呼吁人们警惕日伪残余势力造谣、破坏，号召大家为恢复、发展生产尽心尽力，会场上不断响起口号声和鼓掌声。
“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刘亚楼随手在张纸上写下一行字，递给韩光。
韩光告诉刘亚楼：她叫翟云英，是香炉焦小学教师，大连市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
刘亚楼问：她是俄罗斯人？
韩光道：算半个吧。他父亲是东北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一言难尽，一个苦命的姑娘。
又道：王少校，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刘亚楼点点头，又摇摇头。
像他这样的干部（包括本书中的几位名将），许多是在延安结婚的。枪林弹雨中冲杀到那里，自然法则已经到了、甚至过了这一站了，又有那样一个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进入抗大训练部长视野的，是第二期学员员凌漪。刘亚楼赴苏学习，员凌漪留在延安。1941年9月，德军经白俄罗斯突入莫斯科，根据苏军总参谋部安排，刘亚楼等人结束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而天各一方的员凌漪，听说刘亚楼牺牲了，十分悲痛，后来再婚了。
之后，刘亚楼与陪伴贺子珍在苏联休养的苏兆征①之女结婚，并生有一子，后来也离婚了。
散会后，刚成立不久的大连县委的县委书记王西萍，又给刘亚楼当红娘：这翟云英可是个好姑娘，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上办工人识字班，每次评先进都少不了她。
刘亚楼叹口气：我不是没想过这事，是受不了婚变的折磨了。再说了，我都35岁了，那姑娘顶多不过20岁。
王西萍说：年龄不是主要问题，我看你们俩挺合适，这事就这么定了。
几天后，翟云英来到县委书记的会客厅。之前她作为香炉礁的妇女代表，在这里开过座谈会，这次怎么就她一个人呀？
王西萍满面春风：今天不是开会，是要给你介绍一位白马王子。
一辆汽车驶到门前，门开处，韩光陪着一身黑色西服的刘亚楼，走了进来。
王西萍迎上去，为双方介绍。刘亚楼向翟云英伸出手，那手还没握上，姑娘俊丽、白皙的脸就变成了红苹果。
第一次见面无话，二次谈家事身世。
翟云英的父亲翟凤岐是山东人，闯关东到东北，又独自去俄国谋生，先后在海参崴、赤塔、伊尔库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打工。参加了十月革命斗争，加入中国红军团，与高尔察克匪帮作战。战斗负伤，被安排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同青年女工安娜·卡兹米洛芙娜结婚。1930年来大连省亲，赶上“9·18”事变，回不了苏联，在香炉礁安身。父亲参加反日活动，被宪兵队抓去，惨死狱中。母亲给附近渔民磨米，收点加工费。翟云英从小捡煤核、挖野菜。
刘亚楼说：我家也是一样，都是苦命人，才参加红军闹革命。
两个人开始心心相印了，可一谈到两人的关系，翟云英就心里敲鼓了。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嫌他比她大17岁。
第一次见面，如果说刘亚楼有点不像他自己了，那么这一次，他的个性就展示无遗了。
他痛痛快快地道：我去和你妈妈见一面，如果她老人家仍不同意，那就是我没这个福气了。
他不能不想到那个“万一”，却又对自己充满自信——就像面对无论什么样的难题一样。
“妈妈莎。”按照苏联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刘亚楼进屋后亲切地叫了一声，用俄语跟老人唠了起来。
如果说这遥远的乡音，已经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接下来这个中国小伙子的学识、热情、坦诚和落落大方，就让这位苏联老人十分欣喜了。
1947年5月1日，刘亚楼与翟云英结婚。
一年前的5月，他已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