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听就美滋滋地接受了。就这样，她拿了八十万元的现金，我拿了市值四十万元的房子。现在她那八十万以CPI计算至少贬值成四十万了，我这四十万以房价计算至少增值为一百六十万了。为此她每次给我打电话时都挤兑我，说我太会算计，连离婚都想着赚人一笔。
她这绝对是高抬我了，结果和动机往往是两回事，我当时还真没有这个动机，因为我根本预见不到房价会涨成这样。我就是像我说的那么想的；顶多再有一个动机，就是我真挺喜欢这套房子的。这倒不是因为它的建筑质量，也不是因为它清幽的居住环境，而是因为它离我的出生地，西山脚下那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军事院校很近。近到我走出客厅站到阳台上朝西一望，就能看见我儿时常常出没的那座大山，甚至于透过十二倍的望远镜我都能看见那条我曾经了如指掌的小路依旧蜿蜒于山林之间。
遥想当年，我曾混迹于那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当中，一同沿着这条小路上山。春天采桑叶，夏天采蘑菇，秋天摘酸枣，而到了冬天，等到雪花纷飞时，我们就在山脚下小路尽头处的小操场上用雪球和松枝搭成简陋的棚屋，然后衬着厚厚的草垫坐在里面，就着一笼温暖的篝火，一边烤着红薯，一边轮流讲故事。
由于那些故事多半来自于我们各自父母的亲身经历，所以大多数人在讲述时都难免有夸张和标榜的成分。我那时虽然比他们都小，才五岁多，但在这方面也不甘示弱。
我记得我讲过一个故事，它发生在我出生前五年。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院校里但凡身强体壮的教官都必须轮流上阵，带着警卫连的战士驱车到内蒙古草原去打黄羊，以满足全院几千口子人的食肉需求。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父亲指挥的那个小组在猎杀黄羊的时候碰上一群与他们目的相同的狼。狼群显然知道这伙人通吃一切的厉害，所以立刻就改变了计划，分散突围。
我父亲的这辆车紧紧盯住其中一只老狼。它显然很有反追捕经验，在奔跑中不时做出极其专业的变向和变速动作。在它就要跑出汽车大灯的光柱之外时，我父亲手里那只一直平端着的半自动步枪响了，那头老狼立刻应声倒地。
原本我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这已经能恰到好处地向世人展示出我父亲那扎实的射击功底了。但随后不久这故事就衍生出新的版本，里面添加上了那段我有所保留的情节。就是当卡车停在那老狼的“尸体”前时，司机小陈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跳下车去抢战利品。就在他双脚刚刚落地的一刹那，那老狼忽地一下翻身而起，张牙舞爪地冲着他扑过来，吓得他魂飞魄散、妈呀连天。多亏从车上跳下来的一个蒙古族战士眼疾手快，一枪托抡过去才算解决战斗。
事后现场勘查的结果表明，那只老狼的确狡猾异常，它在我父亲枪响的那一瞬间玩了一个漂亮的假摔，那颗子弹擦着它的头顶飞了过去，只燎焦了一撮毛发。可怜那位驾驶员，从此就一直精神失常，回来后没多久就提前复员了。
同样，别人的故事到了我嘴里也经常会有添枝加叶的处理。比如住二十五号楼的二宝讲的那个故事。
他说有一次他父亲到广州出差，那时才刚解放，敌特活动很猖獗。他父亲正走到一个小巷里，忽然看见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人疾跑进路边一幢红楼里，随后奔过来一个满头大汗的警察。
那警察一眼就看见身着军装的他父亲，于是赶忙跑过来说：“同志，刚跑进去的那个家伙是个敌特分子，你帮我一个忙。我从这里追进去，你绕到后门堵着他。”他父亲一听二话没说，拔出手枪顺着他指示的方向就跑了过去。
他刚跑到后门，那个特务就从里面跑出来。他父亲立刻举枪大喝一声：“举起手来！”那特务转过身，惊恐地看着黑洞洞的枪口，两只脚如同灌了铅一般钉在原地。就在这时，那个警察冲到他身边，动作利索地给他上了手铐。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原版，但是经由我嘴再讲出去，就有了更为离奇的结尾。就是当那个警察把特务铐起来之后，走到他父亲面前致谢时，无意之间瞥了一眼他父亲手里握着的那把勃朗宁手枪，随即就贴近他父亲的耳边小声说了一句：“同志，你忘了打开保险了。”
尽管此类蓄意添加让我们彼此在众人的哄笑中都尴尬不已、有失颜面，但事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添加使得故事本身更加真实，更有戏剧性，而且也无损于父辈在我们心中的高大形象。就像我安慰二宝时说的：“不管你父亲当时是否紧张和恐惧，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就是好样的！”
同时我觉得他安慰我那话也不乏真诚?：“你父亲那一枪虽然没击中要害，但是能像他那样站在颠簸的卡车上一枪就把几十米开外奔跑着的老狼燎去一撮毛的人也没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