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也须说回来，在竺可桢熟悉的政要和学人中，力主和相劝他出任者固然不乏其人，但能对他产生直接和重要影响的亲友，也绝非少数。在和蒋介石面谈前后，竺可桢会晤蔡元培多次，蔡元培的意思从开始到后来，都只是“最好不去浙大”，话却并没有说死；而竺可桢的家人，譬如夫人张侠魂，譬如二姊，则都是支持他去的。二姊张默君是邵元冲夫人，张侠魂的二姐。2月25日，刚从上海回宁的竺可桢去了邵元冲家，“与商浙江大学事”。张默君当时就劝他去，认为可以借此“转易学风，展施怀抱”；邵元冲碍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虽也同意，倒不怎么劝竺。然夫人张侠魂后来却对竺的学生说，你们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两位女性的态度如此明确坚定，令人感佩。尤其竺夫人，不仅力促竺可桢出任浙大，且与之相濡以沫，两年后的夏天，在浙大西迁途中不幸染疾，逝于江西泰和乡间，这是后话了。
从1月28日到3月11日的一个半月时间里，竺可桢为是否执掌国立浙江大学之事，可谓权衡再三。这期间不仅他本人颇费斟酌，外界也不乏动静。国民党CC派自然是反对的，时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许绍棣也并不看好。但因蒋介石会见竺可桢后，表示“印象很好”，一方面叫陈布雷通知竺准备接任，一方面告之教育部长王世杰着手办理。王对竺可桢之学行向来器重，故也操办积极，所以进入3月后，此事便无悬念可言了。
事实上在3月8日那天，竺可桢就约见了陈布雷，正式告诉他自己决定去浙大任职，同时附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全权用人，不受政党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陈布雷当即表示，除第三条外，均可接受。但最后也还是强调了一点，说“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没有人在内”。话说得很婉转，且并非只针对浙大，竺可桢很难再作坚持。第二天，竺收到了郑晓沧寄给他的《国立浙江大学要览》，此件“于郭任远任内各项工作叙述甚详”。办事认真的竺可桢仔细阅读之后，感觉是“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在他看来，“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这时候的竺可桢，显然已进入角色，对于外国语文系有7个副教授，国文却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的现状，他认为应予改进。此外，对办事员太多，月薪当在每月万元左右，一年级新生即分系科亦嫌太早等一些具体问题，竺可桢也都在脑子里先过了一遍，也许还考虑了解决方法。竺是个注重细节的人。
有意思的是3月11日这天，竺可桢请来访的陈训慈、张其昀、胡焕庸，以及后来到的王学素吃饭，也是在南京美丽川菜馆，这次是晚餐。和半个月前的那顿中餐相比，竺可桢对执掌浙大校长的事，从一笑了之，变成了积极准备。先是赴任时间，因为3月份已经安排了两个专业活动，他说打算放到4月末，这大约是想请王学素转告陈布雷，王是竺的学生，也是陈的秘书；然后是人事考虑，在座的张其昀和陈训慈，前者乃著名地理学家，竺约其去浙大教授地理，后者“或为秘书长”；又说他不日还将去趟上海，再见见蔡元培和胡刚复，在他的考虑中，胡是最理想的文理学院院长。
连日辛劳加上气候多变，竺可桢感冒了，乏力、怕冷、头痛，但作息时间并未因此而改变。早晨依旧是7点或7点半即起，读书、专业研究、科普写作，以及教长子竺津学习英文等，也一如往常。那年的正月初一南京大雪，次日却天气晴好，竺可桢一家去二姐处拜年，午餐后在雪地里照相，大家还乘兴称了称各自的体重，除了外婆，竺竟是最轻的。但正是这瘦小的身体，在随后几个月里，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与热情，尤其是3月中旬以后，竺几乎将一半以上的精力花费在了浙大的事情上，为之落实经费、广揽人才。
3月15日，竺可桢留了几个访客在家里吃午饭。在那段时间里，但凡是这种场合，免不了总会谈到浙大的事。当时聊的是校址问题，说起郭任远原本打算将学校从蒲场巷迁往太平门外，可是那里已经造好的只有农学院的几间校舍，整体搬迁则“非50万至百万元不可”，而且学校现址与浙江图书馆毗邻，一旦搬离，师生们将失去利用之便；况乎知识分子尤其在意环境，太平门外却是“绝无风景”的，所以一直未成，竺可桢出任校长后，是否会另作打算呢？
其实于竺可桢而言，校址尚不在考虑中，经费和人事乃为第一。接下来的那个周日，他为此几乎一刻也没休息。周六晚就乘11点的夜车去上海，第二天7点在新亚饭店住下，9点即去了定西路延陵村32号胡刚复家，见其长女胡璞已是高中二年级学生，很是感慨，觉得她与竺津“虽同年，而知识、态度则远过之”。前些天得知竺津英文小考不及格，倘本学期总分再如此，“将被学校斥退”，而自己又将有杭州之行，更难予以辅导，作为父亲，心里已经很不是滋味。但此番来胡家却没工夫顾及这些，要紧的是说服胡刚复去浙大出任文理学院院长。谈了一个多小时，胡的态度是“既不坚决拒绝，亦未首肯”，竺可桢只好让他考虑之后给自己一个确切答复，并诚恳表示，即使胡决定不去，这个位置的人选，竺也要来和他商决。随后匆匆赶去火车北站，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与郑晓沧见面，也是事先约好的，郑要坐当天下午3点的车返杭。
两个人在北站附近的红龙菜馆一边吃饭一边谈事，基本上是竺可桢问，郑晓沧答。竺可桢问得太仔细了，有些事连身在浙大的郑晓沧也不甚了了。譬如经费方面省里承担多少，教职员薪水每月发多少，等等。来沪前一周，竺可桢倒是对武汉、四川、山东几所大学的经费做了些了解，国家给多少，省里贴补多少，都已经弄得清清楚楚。学校的重要人事安排，也是当务之急，现有的三个学院，文理学院拟请胡刚复执掌，另外两院，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听说将去实业部就任技正，农学院则几乎“全院乏人主持”，令竺可桢甚感焦虑，嘱托郑晓沧回校后务必尽快将情况查复。直谈到车都快开了，竺才赶紧送郑去车站，及至回到新亚，一看时间竟已是下午4点来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