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得知有人动议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是在1936年1月下旬，南京美丽川菜馆的一个私人午宴上。起先他并未在意，只是于当天日记中一笔带过：“据咏霓云，浙江大学教员与学生均不满于校长郭任远，郭辞职，教部已有允意……在郭辞职时曾有人主派余前往长浙校之议云。”咏霓系竺之好友、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
半月后的2月11日晚，翁文灏又专程登门造访，向竺可桢透露了提议他接替郭任远执掌浙大的是陈布雷，并劝其应允。
陈布雷之热心浙大新校长的物色，一来是他本人曾就读的浙江高等学堂乃浙江大学前身，为母校事操持，当在情理；二来，也是更为重要的，此事系蒋介石所交办。浙大的“驱郭事件”，无论是他当时正在杭州养病，还是作为老蒋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都应该是清楚的。郭任远被免职后，他自己也盘算过，心里觉得最合适的人选有两个，一是教育家吴雷川，二是地理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吴是陈布雷在校时的浙江高等学堂的“监督”，即校长；竺可桢则在他养病期间，为不少前来探视的浙籍名流所举荐，郑晓沧即其中之一。陈的胞弟陈训慈，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亦竭力主张。
回到南京后，陈布雷便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给了蒋介石，蒋选了竺可桢：
……蒋介石略加考虑，就说吴雷川虽然资历、威望都很高，但当时正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如果再换到浙大，又要为燕京大学物色新校长；竺可桢尽管也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但是担任浙大校长后仍可以兼此职务，或者另外找人代理。（李曙白《竺可桢：呕心沥血西迁路》）
吴雷川1934年后好像已非燕京大学校长，似为教育部次长。若属实，引文中所说的蒋介石之理由便不成立。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选择了竺可桢。这个选择在今天看来，应该说是有眼光的。选定之后，蒋很快就在南京孔祥熙的宅邸召见了竺可桢，时间是距翁文灏访竺10天后的2月21日。
其时蒋介石主意已定，召见竺可桢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竺可桢“偕布雷同见蒋……谈约七八分钟而出”。蒋介石一见面就开门见山，明确提出要竺去杭州就任浙江大学校长。第一次听翁文灏说时，竺可桢没往心里去，后来得知是陈布雷提议，虽有所考虑，心里还是不怎么愿意。就对蒋介石说，此事“须与蔡先生谈后方能决定”，但蒋介石却是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气，执意要他立即答应下来。竺可桢知道自己怕是难以推辞了，所以尽管坚持“尚须考虑”，出了门他还是赶紧向陈布雷询问浙大的近况。从陈布雷的口中，“知杭校有学生七百人，共文理、工、农三院，经费每年76万元。其中中央补助月4.5万元完全可靠，而浙省月万余元则常须迟发。郭任远到校后颇思励精图治而过于超切，开除学生太多，而与教职员又不能融洽，故不得不更换之云云”。
那天是星期五，南京在下雪。从上个周日接陈布雷口信，说蒋介石约其周五前往，南京的天气就一直不好，或雨，或雨夹雪，竺可桢也因之心情沉闷。其实他次日一早就已经去见了蔡元培，告之翁文灏劝他同意就任浙大校长事，并询问是否应去见蒋介石，“蔡先生以为能不往浙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实际上婉辞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南京到底还是下雪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竺可桢为是否去杭州执掌浙江大学，始终处于一种难以定夺的状态。这与其说是在一些熟悉的政要、学人乃至亲友中，有两种不同意见影响着他，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内心的矛盾更为主导。甚至可以说，作为科学家的竺可桢，对参与大学教育不仅不排斥，而且分量似乎还更重些。2月11日翁文灏夜访的那天，竺虽然说了点不愿就任的原因，但也表示“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即向陈布雷打听浙大情况，也说明他已有打算；尤其是次日去上海，下了车就直奔暨南大学，好像也是有所准备而来，除了解学校人数、占地面积，还得知“教职员薪俸占4.5万元，而全校经费只月5万余元，是为致命伤”；在学校自主方面，则对暨大在“沈鹏飞任职后，党部人趁机而入”一说甚为警觉。
竺可桢在上海待了两天，此行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去见蔡元培。2月23日下午，他去了愚园路884号蔡寓。在蔡元培那里，竺可桢显然对浙大当时所面临的状况已了如指掌：前校长邵裴子遭排挤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先是任用程天放，做了几个月，陈立夫打算以余井塘接替，但学生们不允，这才改成了郭任远，却又引发了“驱郭风潮”。“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于是在陈布雷提议竺可桢执掌浙大的同时，也有人还提出了黄华表。余井塘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国民党，回国后主要从事教育和党务活动；黄华表是楚辞专家，国民党立法委员，当时在浙大任教授兼秘书长。
那一天竺可桢对蔡元培说，在这个时候，自己若不为浙大着想，“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所以想“推人以自代”。竺可桢提出的是化学家王琎，虽然人还在美国，但夏天就可以回来了。蔡元培和在座的物理学家胡刚复都表示赞同。竺又请蔡也提个人选，“蔡先生谈及汤尔和”。汤是杭州人，医学家，五四运动后蔡元培离京南下，就是他向蔡推荐蒋梦麟去北大代理校长的。
尽管自己还没有决定去浙大，但竺可桢对浙大和大学教育的关切，却已然萦绕于心了。就在那天中午，应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之邀，在新雅酒店与该校理学院院长程寰西、文学院院长郑振铎、教务长张耀翔等人一起吃饭时，竺可桢对在非常时期办教育的目的、方法等问题侃侃而谈。第二天回南京前，他再一次去见了蔡元培，蔡前晚又想到中央大学的教务长陈剑修，曾表示过愿意去浙，就连夜给南京方面写了信，正好让竺带去。
在力主竺可桢去浙江大学的人中，除了陈布雷、翁文灏等，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郑晓沧，时为浙大教务长。遭师生驱赶后的郭任远，虽具校长名义，但已不到校办事，一切校务暂由郑主持。郑晓沧是教育史专家，小竺可桢两岁。竺可桢曾说：“据叔谅云，首先推余掌浙大者为郑晓沧。”叔谅即陈训慈，他外出考察回杭途经南京那天是3月11日，当天下午就冒雨去了竺的寓所。陈叔谅说郑晓沧首先推荐竺可桢任职浙大，自然是听其兄陈布雷所说。陈布雷因脑疾在杭州西湖小莲庄休养，郑晓沧常去探视访谈。两人系浙江高等学堂同窗，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时候，郑还给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彼此关系甚密。陈布雷对竺可桢，虽敬慕却相知不深，后来向蒋介石举荐，主要是基于郑晓沧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