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暨到杭州，100年前的水路行船约摸需要一天一夜，陆路步行，翻山越岭，也许得两三天。何燮侯坐一程船，走一段路，断断续续的，虽说此行是急着去杭州考学，竟不怎么在意把时间耗费在途中。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18岁少年，深怀着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就像他后来的校友陈独秀，也是在那一年从安庆去南京赴江南乡试，船走得快慢倒无所谓，一路上就是想开开眼界。陈独秀是7月离家的，何夑侯要早几个月；陈独秀乡试落了榜，但旅途的见闻却促使他于是年岁末写成了一篇《扬子江形势论略》，何燮侯则在杭州通过了求是书院总办林启的面试，成了首届学生。
陈独秀去南京前，已在家乡考取了秀才；何燮侯在杭州见到林启时，还没有什么功名可言。按照求是书院的规定，凡投考者，一需地方绅士举荐，二是起码具备秀才以上资格，何燮侯，当时还叫何燏时，却两条都不符合。面试过程中林启是怎么相中何燮侯的，无从妄测，但何的父亲何颂华，却是个饱览经史的著名书法家，与吴昌硕、尹秉绶等交好甚笃，曾流寓杭州西泠印社，想来林启也是知道一些的。这当然并不能构成其子何燮侯被求是书院录取的主要因素，关键在于何父也是个教育家，在诸暨枫桥创办过紫景书院，对长子何燮侯的教育与林启的教育思想，颇多相近。这一点林启能够从何燮侯的答题中明显感知，同时，何燮侯所以来杭投考求是书院，也正是因其父崇尚新学而力促。
不管怎么说，总之何燮侯是考上了，而且还可以推测，在林启对何的这场面试中，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何对林敬重有加，林对何期待如许。何燮侯在书院开办的当年入学，一年后，林启从书院挑选成绩优异者赴日本留学，何名列其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及至1906年，何燮侯学成回国时，林启已去世数年，何感念其知遇之恩，为在孤山西麓建林社设祭一事，乃竭力倡议、四方奔走者之主导，情深无可比拟。
何燮侯在求是书院仅读了一年。这一年中他的勤于学业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总办林启只在每月16日到书院课学，但讲授的是西方学科，其思想、学识及风范对于何燮侯，影响是巨大的。到了日本后，他先是进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进而考上了日本著名的帝国大学，前后8年，带着一个工科的学士学位于1906年回国时，未进家门，就先赶去求是书院，方知学校已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林启也已经于1900年4月病逝。因为学的是工科，何燮侯被派到了浙江省矿务局，担任一个叫做“技正”的职务，顾名思义，做的大约是专业技术类的工作，但时间不长，从春到冬，也只一年左右。
在求是书院首届学生中，就教育层面而言，何燮侯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林启的传承者。但作为教育家，他真正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仅1907年至1916年的7年，从京师大学堂到国立北京大学这一阶段。时间虽然短，却是何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在浙江省矿务局工作一年后，何燮侯调往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朝廷的任用，显然不只是给何燮侯一个在学堂里兼兼课的小京官，事实上他在这个位置上过渡了一下，很快又以员外郎的身份，被再度派赴日本，这回是去考察大学制度，兼及筹划图书设备和建筑等事宜，数月后归国，即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学院院长，而且连新校舍的筹建主任，也一并兼了。
尽管名义上只是工科监督，但因为新校舍的总体建筑，涉及京师大学堂的整个布局，所以何燮侯实际上是主持了全校事务。在这一点上，他几乎等同于当年林启筹办求是书院。林启改普慈寺建筑为校舍时的精打细算，以及在书院学科上的苦心设计，无疑给了何燮侯重要启迪和得以开创新空间的思路，加之他性格刚毅，处世果决，在3年的时间里，不仅使地处德胜门外的京师大学堂新校舍如期落成。到1910年初，体现现代大学规模的经、法、文、理、工、农、商等学科也在京师大学堂正式设立。这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新思想、新势力风起云涌、摧枯拉朽，大清帝国如西边的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
这一年，陈独秀在杭州，任教于陆军小学。陆军小学是由清政府诏命在全国18省和北京统一设立的一种半军事化学校，旨在培训陆军预备生，读满3年即可升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杭州，或者说浙江的陆军小学开办于1908年，正好是光绪末年，陈独秀好友沈尹默的《我和陈独秀》文中有“光绪末叶陈独秀（那时名仲甫）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之说，因此陈是在学校开办之初就来此执教的。陈独秀是应何人所邀，不得而知，但有一点颇具意味，因所有陆军小学均直辖各省督练公所兵备处，故杭州的陆军小学，就设于早先的武备学堂旧址，也是在城东的蒲场巷，与求是书院毗邻。
陈独秀会不会是因此而来的呢？任教期间，又会不会时常盘桓于已经改称浙江高等学堂的求是书院？毕竟他也在这里读过书，因书法而戏剧性与其结缘的沈尹默，则在这里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其时陈独秀30岁，距离创办《新青年》杂志、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有五六年时间，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领袖，更是还有十几年。相比后来的叱咤风云，他那时还显得比较沉默，闲来除去寄情西湖山水，便是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或者根据《铁云藏龟》研究一点甲骨文。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陈独秀是能感觉到的，但真正使其精神为之一振的，还是辛亥年间爆发的武昌首义。之后陈独秀离杭返乡，去安徽省做了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迈向了他最辉煌的时期。
晚清时期的杭州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诸多革命党人和思想文化名流频繁往来之地。继天津北洋大学堂和上海南洋公学之后，杭州求是书院作为第三所中西大学堂，开办初始便备受关注是可想而知的，来此求学应该是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所热衷的选择。陈独秀在安徽，乃浙江近邻，交通和地域文化上的便利与趋同，使人相信南京乡试落榜后，陈在时间上是有可能转道杭州，进入求是书院就读的，哪怕只是很短的一段日子。
如果真是这样，陈独秀便应是求是一期的学生了。但更多资料显示的，却又是将其归于求是二期的，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学。当然也还有另外的一种观点认为，从相关的一些资料看，陈独秀在这两年里的经历，缺乏就读求是书院的可靠依据，进而否定陈独秀曾经是求是书院学生的说法。
但是在这一节里，我还是愿意取多数意见，即陈独秀是求是书院二期学生的那一说。在林启生前任总办的3年里，求是书院招收的学生已然过百，这些100多年前的莘莘学子，不会还有活到今天的了，谁与谁曾为同窗，谁与谁在书院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也很难寻觅到哪怕是雪泥鸿爪了，然而却正是有过他们曾经的存在，求是书院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既然绝大多数的人都了无痕迹了，那么只要有谁哪怕尚存一丝信息，也应该加以记载，以利于对这所求是书院的追根寻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