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加纳的脚步，英国在西非的其他殖民领地——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甚至一块称作冈比亚的弹丸之地、区区一河两岸组成的袖珍殖民地——也都在一往无前地攀爬着独立之梯。虽然英国不大情愿，但独立时间表的确定并没有太多受到英国态度的影响，却受到了各殖民领地具体复杂因素的制约。
尼日利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其诞生经历了特殊的艰难过程。它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分为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均由各自不同的主体民族通过其政党所主导，尚未产生任何全国性政党。各区域之间相互对立，矛盾错综复杂，严重困扰着整个国家。
尼日利亚北部，面积占全国领土3/4，人口却占全国一半以上，主要是穆斯林和讲豪萨语的居民，他们生活在封建制度下，从属富拉尼族统治阶级政权的管辖。无论是豪萨族人、还是富拉尼族人，对待南方人都报之以轻蔑鄙视的态度。1949年，北方地位最高的领袖索科托酋长首次来到拉各斯，之后曾评论说：“整个地方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其他地区的人们，对我们来说，简直就属于另一个世界。”无论是教育方面，还是经济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现代世界的痕迹获准引入到北部地区。直到1950年，北方还只有一名大学毕业生——那是一位来自扎里亚、皈依基督教的富拉尼人。移居北方生活的南方人，必须住在专门隔离开的居住区，送孩子到单独分设的学校读书，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土地不动产所有权。北方穆斯林从小就受到南方人是“异教徒”和“异端”的教育，因而无论在宗教上，或是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北方人都绝对不允许与南方人为伍。
西部，首都拉各斯位于这个地区，居民主要是约鲁巴人，历史上曾被划分成许多国家，由君主式的酋长来统治。由于约鲁巴人很早就开始与欧洲人接触，对城市生活也比较熟悉，他们在教育、商业和行政管理方面要先进得多，也掌握了不少西方高级技能。
东部地区，位于尼日尔河的另一边，生活着伊博人，他们居住在尼日利亚最贫瘠、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却是受到最良好教育的部族。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家乡，四处寻找生计，或当职员，或做工匠，或经商，或打工，在全国各个城市都有他们虽为少数民族、人数却相当可观的族群。由于他们的生存地盘不断扩展，无论在北部，还是在西部，都引发了部族紧张关系。与北部豪萨—富拉尼人和西部约鲁巴人不同，伊博人不曾建立过政治王国和中央权力，而是在村落社会自治基础上运转，高度提倡和尊重个人权利与奋斗。
此外，还有大约250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界限清楚的地盘，总计人口占到全国1/3。在北部，豪萨—富拉尼族仅占当地人口一半左右，另有约200个操不同语言的族群，大部分生活在下北部，亦或称为“中部地带”。在西部，约鲁巴族约占当地人口2/3。而在东部，伊博族同样占大约2/3。在每个地区，少数民族群体都对三大部族的支配地位颇有不满，都对自己作为少数民族受到的漠然和歧视待遇颇感怨愤，也都怀着期待和抱负，渴望在尼日利亚域内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资源。长期以来，北部一些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一直在为推翻封建穆斯林统治者而斗争；1960年骚乱期间，曾经爆发过蒂夫族抵抗行动。在西部地区的贝宁省，居民多操埃多语，他们渴望恢复昔日贝宁王国——一个曾经以其艺术成就闻名遐迩的王国——所享有的自治地位。在东部地区，伊比比奥人和埃菲克人怀念着卡拉巴尔商业帝国旧时的光荣。
在北部与南部，包括南部的东、西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独立时，北部地区即使在教育体系经过扩展之后，尽管拥有全国54%的人口，它的小学招生人数也才不到全国的10%，中学则不到5%。在伊巴丹的大学学院，总共有1000多名学生，只有57名来自北部地区。由于北方缺少人才，许多政府职位被受过良好教育的南方人尤其是伊博人占据。在尼日利亚中央机构中，仅有1%的高级行政官员职位由北方人担任。北方人一直担心，由于南方人的侵蚀，他们自己的传统和保守的生活方式会失去根基，受到损害；特别是贵族统治阶层，他们决心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坚决反对实行激进变革。
由于存在如此多元复杂的利益，要想制定出一个能让各方都满意的宪法来，的确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作。1951年宪法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954年宪法维持得长久一些，让每个地区都享有了建立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公职队伍的权利，并且允许它们各自朝自治方向发展过渡。1957年，西部和东部即获得了自治权利，但一直等到1959年北部跟上来之后才得以实施。经平衡各地区利益，做出有效妥协，独立宪法最终确定了一个联邦体制架构。但这一联邦架构也还是考虑到人口因素，让北部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政治进程中享有某种潜在实力，另外两个地区即使联手合作也仍然望尘莫及。
不过，当1960年尼日利亚最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整个国家还是明显洋溢着强烈的乐观气氛。在民选政治家的带领下，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并拥有强大而多元的经济和一支高效公职队伍为基础，注定会脱颖而出，成为非洲一个新兴大国。
在非洲东部和中部的英国殖民地，虽然白人人口占少数，但他们呼声强烈，势力强大，因而，那里的独立时间表迥然不同。作为二战后的目标，英国着力在这些殖民地发展所谓“多种族”社会，虽说还是处于白人主导之下，但要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建立起“伙伴关系”。在他们看来，白人的主导地位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在每一个殖民地，白种人口都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只有他们掌握着职业技能。这个地区的非洲人，较之西部非洲，与欧洲殖民国家开始接触的时间相对要晚，所以，普遍认为他们在政治进步方面要落后几代人。在黄金海岸，早在1888年，第一个非洲人就获得提名，粉墨登场，进入了当地立法机构。而在肯尼亚，第一个非洲人获得任命进入立法会则是1944年；在坦噶尼喀和乌干达，是1945年；在北罗得西亚（赞比亚），是1948年；在尼亚萨兰（马拉维），是1949年。
只要出现任何征兆，预示非洲人或亚裔移民可能出现损害到白人社团利益的动向，白人总会做出敌对反应。各种族的代表权益如何达到精确的平衡，围绕这一问题，各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肯尼亚，英国人最终确定了两名欧洲人代表、一名非洲人代表、一名亚洲人代表这样一个比例——2∶1∶1。在乌干达，由于人口比例的差异，代表比例为1∶2∶1。在坦噶尼喀，最初定为1∶2∶1，由于欧洲人强力施压，结果改为了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