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人里有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有一瘸一拐的残疾人，有失声恸哭的中年妇女，还有土头土脑的外地人。一白发苍苍的老者沉痛地说：“杨沫的书影响太大了！要不，我这么大岁数，是不会来这儿的。”
告别仪式完毕，照完相后，我又吻了几下母亲的脸，把脸贴在她冰冷的面额上，再与母亲身上的肉最后接触几下。
和哥哥办好手续后，经批准，我们陪她进入到那个空荡荡的火化车间。当年送别父亲时，我们俩就来过一次。这里除了一个工人，没有任何家属。大厅又高又大，里面排列着十来个放着尸体的狭小铁床。害怕母亲一个人孤独，我们哥儿俩耐心陪伴着她。一个钟头零10分钟之后，她从烈火中出来。我俩又一捧一捧地把滚烫的骨块放进两个红绸口袋里。我脑子一片空白，用手把其中较大的捏碎，像抚摸着母亲肉体。最后又用扫帚把铁床上的残渣扫干净，全部拿回。
我和哥哥不是她的宠儿，她比较喜欢两个姐姐。但得不到的才最爱，我们似乎更心疼母亲，一粒骨渣渣也舍不得丢。
因母亲级别不够，骨灰盒不能与父亲同放在一起，只能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院里。骨灰大部分我们带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