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上午飞机终于抵达北京。我从机场出来，办理有关手续，耗去几个小时。之后直接来到医院，此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却一片空茫。全家十来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们都围在她的病床边。
这天下午4时以前，母亲还能说话。上午浩然来看她时，她说了很多话，她向浩然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干，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将来身体好了，再考虑工作。这两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难之交，自知是最后一面，彼此含泪告别。下午3点中国作协一把手翟泰丰前来看她，母亲又说了很多话。她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即将远行，话格外多。再次向翟泰丰表示要把稿费和版权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下午4点以后，她渐渐的不能说话。
当我走到母亲病床旁时，姐姐徐然告诉她：妈，小波儿回来了。
母亲没任何反映。她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怨恨自己没有早点回来。为了等那个该死的笔记本电脑，永远失去了与母亲说话的机会。也埋怨自己太轻信了母亲、哥哥及妻妹的话，过分乐观。
徐然告诉我，就在上午，她还念叨白杨来了没有，小波来了没有。
握着母亲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三姨白杨因脑血栓半身瘫痪，没有探望姐姐，特让儿子晓松带来她的问候并给了一万元钱。
那一夜，母亲真是痛苦。高烧把母亲烧得双颊潮红，不住呻吟。她无法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她哪里难受，望着母亲那么痛苦，自己却爱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亲拉黑色的大便，尿红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给她戴着氧气罩，还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摇头，妄图脱掉氧气罩。嘴里嗫嚅着什么，后来我才猜到是说“没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气管。听说她清醒的时候，曾向领导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乐死，我憋得慌，给我些安眠药吧，我太痛苦了。共产党员也可以安乐死”。
母亲手背插着输液的针头，看护为省事，总把母亲的两个胳膊用绷带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乱动，使针头脱落。我不忍心总这么捆母亲，常把绷带解开，让她的手臂自由一会儿。
有时候，她难受得喊“妈呀！妈妈呀！”昔日雍容娴雅的母亲，此刻痛苦成这样，不止一次让我泪流满面。那撕心揪肝的惨痛呻吟，就像指甲盖擦水泥地发出的声音。实在难以忍受时，我不得不躲到走廊里，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偶尔时刻，母亲苏醒过来后，问：“我还活着吗？”
我们说：“妈妈，你还活着。妈妈，你会好的。”
“我还活着，这不是梦呀？”
我们说：不是，这是真的。妈，你现在的烧退了，正在好转。
她半醒半昏地说：“我做梦了，我梦见了宇宙，还梦见了很多人。”
她说话的音调变了，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有点大舌头，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们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复健康，出院与他们团圆。”
李叔叔从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泪汪汪，呆若木鸡。母亲临终前抽搐时，情景很可怕。人们劝他回避一下，以免心脏犯病。他却毫无畏惧，长时间地紧握着母亲的手，还俯下身把头贴着母亲的脸，希图减轻一下母亲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零3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们哥儿俩陪着她咽完了最后一口气。哥哥连续数星期吃住在医院，晚上就在沙发上打个瞌睡，面色憔悴。我也夜夜陪着母亲。徐然说我才回来几天就瘦了一圈。她眼睛很红，常常孩子似的默默啜泣。
母亲静静躺着，好像睡着了，那么安静，她的大双眼皮越发美丽。我亲手为她擦拭了身体，穿好衣服，又亲手给她搬到小铁床上，护送她到太平间。又亲手将她搬到锈迹斑斑的铁抽屉上，用纸包好。在送进冰柜之前，我吻了她的前额，又吻了她的双颊和嘴唇。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尸体。
11天后，我跟几个殡葬工人一起把抽屉中的母亲抬放到床上，费了好大力气为她换好衣服，抬上灵车，守在她身旁，抵达八宝山。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也不嫌母亲成了僵尸。
12月22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来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显示着各界民众对母亲的爱戴和怀念。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她为中国创作了一部革命经典小说。
原冀中地区老领导吕正操夫妇送来了花圈，秘书特地说明吕老因在上海不能参加遗体告别。老首长、老领导旷伏兆夫妇、刘秉彦夫妇、胡开明夫妇、张致祥夫妇、于明涛夫妇等也献了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巴金等献的花圈摆放在母亲的遗像旁。
尉健行、张致祥、伍绍祖、张健民、翟泰丰、李之琏、李宝光、杜导正夫妇、韩作黎、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邓子恢的夫人陈兰、邓拓的夫人丁一岚等以及浩然、管桦、柳溪等等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