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是1960年生生给饿死的，才54岁。他个子大，吃得多。死前对人说：给我埋在老家。听到信儿后，我老伴找了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回步行600多里从石家庄把尸体拉了回来。结果村干部说我老伴没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把他的大队会计给撤了。
因为爹坐大狱，我3个孩子不让上初中，大队不给盖章；上学、当民兵都不行。其实我老伴是贫农，我大哥因拥护共产党八路军，1943年被敌人打了黑枪。我家应该算烈属，却给定成了地主。1943年时，也就是土改前4年，我们一家3口人就剩下6亩地，是全村大多数农民的水平，这怎能算地主呢？
村干部却说他是为了逃避斗争，提前分散了土地。
……
父亲听罢感叹道：抗日战争时，我和王汉秋经常接触。他是真心抗日，真心拥护共产党的啊！父亲亲自为王以云起草了给河北省委的申诉信底稿。
此时，王汉秋的老伴已去世，上告的重担就落在了女儿王以云身上。
1985年4月30日，王以云正式向河北省委提出申诉，从此踏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
河北省委：
我叫王以云，河北省雄县昝岗乡东河岗大队人，现年62岁，是王汉秋的独生女儿。我父亲王汉秋生于1906年，地主成分，有地110亩。他当家后，经过两年时间，只剩下55亩地。小时上过私塾，在雄县高小毕业，后即在家务农，从未参加过国民党的任何组织。“七七”事变后不久，在抗日县政府领导下，在本村教小学，（19）40年日本在我村附近的咎岗村安上据点后，我父亲开始做八路军的联络员。我家逐渐成为抗日工作人员的堡垒户。如（区）妇联的李子奇，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离休干部马建民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等同志，经常住在我家。
（19）42年我父亲积极缴纳公粮，并献出一部分土地，1943年我父亲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切断一个手指，写一份誓死抗战到底的血书，交给我十分区抗联组织（这件事马建民和杨沫同志完全了解）。我父亲并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反攻建国同盟会，做了不少工作。1945年我父亲把剩余的土地完全献给国家，并将地契全部交给村干部。国民党反动派占领昝岗后，因他积极献出土地，怕被国民党抓捕，拄着拐棍逃跑。总之，我父亲一生没有做过反革命事情，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积极拥护共产党，积极为共产党工作，不当汉奸，不进行反攻倒算。
可是在1947年平分土地时，村中却多次批斗他，最后一次竟将他的腿打伤。我的全家也受到牵连和打击。到1951年，个别村干部又抹杀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颠倒黑白，制造假材料，将我父亲逮捕入狱。到1960年元月，我父亲体弱不支，含冤死在石家庄第二监狱。
为这事，我曾找过乡政府、县（委）农村工作部，要求复查，要求平反，但一直没有音信，没有结果。为落实党的平反政策，明辨是非，申张正义，恳请省委对我父亲这一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河北省雄县咎岗乡东河冈村
王以云
1985年4月30日
同年8月，父亲马建民病逝，雄县领导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当面向母亲表示王汉秋的问题已平反。
但当王以云到县法院询问时，却说还没有平，材料已报到省里，等省里决定。
一直拖到1989年春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正式决定下来了：此案不能平反，维持原判。家属得知后，大吃一惊，非常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王以云只好来北京向母亲求助。
已经75岁高龄的母亲立即提笔给河北省高级法院写了一封信，为冤死狱中的农民王汉秋说话。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杨沫，有一件事想向你们反映一下。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我爱人马建民曾在雄县工作。当时，我们曾多次住在昝岗乡东河岗的王汉秋家，他虽是地主成分，但积极参加抗日，并主动交出土地。据我们了解，王汉秋一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抗日的群众，为革命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并没有投敌叛变行为。但是在1947年土改时，他却受到了错误的批斗。1951年镇反时，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1960年含冤死在狱中。
多年来，王汉秋的妻子、女儿迫切期望给他平反，我们也曾写过证明材料。据说县里曾在1985年进行过调查核实，于同年8月底在马建民去世后的告别仪式上，雄县来的两位领导郭维城、梅庆元曾当面告诉我说，这个案子已经平反。我即将此消息告诉了家属。但她们等了一年多，也没有见到平反的正式通知。后来多次去县法院询问，县法院同志说，案子的材料已报到省里，要听候省里处理。
到去年夏天已近3年了，仍无消息，家属很着急，又多次找我谈这事。我们建议她去省里询问。结果省里又推到县里。县法院一度说材料报到地区中级法院了，我们托人询问地区中级法院，却未能查到。
今年春天以来，家属又多次去县法院，后县法院终于答复，省里的处理结果已经送到县法院。决定是：维持原判，不能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