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在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用经济和法制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以社会震动最小的途径，防止财富的两极分化和收入的贫富不均。
最有效的，就是开征一般和累进的财产税。（1）财产普查和登记。第一阶段，不论财产来源，不论普通公民，还是党政和行政性事业公务员及职员，国家在第一阶段，对家庭的不动产、存款等等进行登记，对年收入进行记录，并且，对于个人财产进行保密；第二阶段，对于官员及其家庭财产，在时机成熟时，平稳地进行公开。（2）财产税分为两种：一是对房产征税，对每人使用面积35平方米以内的，每年按照房屋市价的0.5%征收房产税；对于超过35~70平方米的，征收1%的房产税；对超过70~100平方米以内的，征收1.5%的房产税；对100~150平米的，征收2%的房产税；对超过150平方米以上的，征收3%的房产税。二是财产赠予和遗产税，当事人将财产赠予和转移给相关人或者继承人时，分别征收20%的赠予税和50%的遗产税。财产捐助公益事业的，可实行免税。房产税的开征，将非常有力地抑制多套房的集中和积累，增加房屋的有效供给，抑制房屋的投机性需求，平抑房价，减少房屋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而且，是防止城市居民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的最重要机制。
笔者认为，用以上非革命和非暴力的办法，用现代税收手段，用配套的法律保证，用两三代人的时间，实际上，完全可以逐步地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化。美国各州征房产税1.2%~3%不等；台湾房产征税，住宅用 1.38%~2%，非住宅用和营业用 3%~5% ；2006年起韩国政府下调了房产税税率，对房产价值超过6亿韩元的房主征收综合房产税，税率为1%~3%。可见，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都为了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开征房产税。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价值观就是共同富裕，却不开征房产税，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深究起来，我们目前实行的是一种鼓励依靠资产食利，鼓励污染和浪费性使用资源，而不鼓励创业和创造财富的税费政策。税收和收费罚款，82%和80%来自于创业、投资和企业；而对财产几乎不征税，资源税税率非常低，而且对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征税也较低，或者不征税。这种税费结构，从结果上看，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理念，与科学发展观，根本上是相悖的。
印度现阶段的基尼系数为什么比中国低，社会财富的分配为什么比中国公平？其原因和未来趋势，（1）它的发展阶段正好处于中国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阶段，中国那时的基尼系数水平与印度目前的水平相当。（2）印度用财富税平均资产，无论是居民公司还是非居民公司，其特定净资产的价值总计超过150万卢比，则应按1%的税率缴纳财富税。（3）其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比中国要多一倍，而且产业结构中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服务业的比例要比中国高。（4）但是，随着印度工业化的进程，如果其城镇中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增加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缓慢，其基尼系数就会如同中国一样逐步上升，十几年后，可能也会攀到0.5左右。
（四）管住和改革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四，是严厉管住政府各部门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寻租机会的设置，严厉管住政府的收钱和化钱，防止政府权力过强侵蚀GDP中居民的利益，防止税费过重而抑制富民的小企业的发展，防止党政公务开支过大而侵蚀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国在未来30年中，还需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强有力的集中领导，理由主要在于：（1）人口剧烈从农村向城市流动，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力保持社会的稳定；（2）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缩小发展的差距；（3）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在结构转型期间，更加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来保持国家的团结、安全和统一；（4）从世界各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看，在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的结构转型阶段，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经济增长都不理想，而实行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则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人民也较快地富裕了起来。
而议而不决和无力集中资源的印度式的民主，各地割据的菲律宾式的民主，红衫军和黄衫军对垒的泰国式的民主，讨好选民而财政赤字和债务高企的拉美式民主，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顺利转型和经济的稳定增长，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要像新加坡一样，需要政治上集中的一党执政，通过一党执政的比较优势，谋求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来顺利地完成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但是，实行中国共产党政治上集中的领导，学界有一个顾虑，人们也有担心，即没有多党制、新闻自由的制约，中国共产党能管住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的膨胀吗？能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行政性事业单位，多设置审批、注册登记、执法、检查、监督、年检等寻租机制吗？能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向人民随意收钱，特别是乱收费、乱罚款，甚至乱收税吗？能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将收上来的钱，更多地划向自身吗？
我们一方面在加大力度反对腐败，另一方面，却因部门利益，却因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通过立法、下发条例、出台实施细则、颁布各种文件，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寻租机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产生腐败的条件。结果，一方面，使反腐败的成本越来越高，工作量越来越大，腐败案件却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地方创造性的工作，推动经济发展，却受到中央各部门条条框框的限制，报批一事项需要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的时间；地方要到中央来跑部立项，跑部钱进；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繁多和重复的注册登记、审批、年检、检查、执法、收费、罚款等等的制约，特别是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不甚理想，创业困难，小企业发展数量不足，服务业也得不到扩张，实际失业率奇高，大学生难以就业，收入难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消费难以扩大；而政府用权力收税、收费和罚款，小企业少又使居民劳动参与创造和分配财富的比率低，结果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并使得GDP中居民的分配比率越来越低。这就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旨，更重要的是，很高的失业率，国强而民不富，再加上贫富不均，将是导致中国未来社会动荡的最重要的动因。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在中国是公务机构，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的机构、领导和其他工作人员，包括很多行政事业性机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是党最后拍板建立的，是党的组织部门考察和党的委员会任命的，党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共产党员的相当大比例在党政事业单位之中。从经济学的上讲，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事业机构，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利益。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性机构，要通过自己的权力向纳税人收钱；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机构要有自己的办公条件；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机构的人员需要发放工资和福利等；党政及行政性事业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还有连带的他们家庭和亲属的利益。也即，虽然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党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在多种所有所制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下，在一党执政的环境中，如何保证党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的利益不无限膨胀，保持一个执政为民和为民服务的党政和行政性事业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