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空洞的口号，要使人民信任我们，就需要看到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大的规律和趋势，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战略，想出实实在在的能缩小三大差距的新的办法，推进改革，出台新的政策，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引导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一）推进城镇化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如果从城市和农村分别看，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4，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7，但是，如果两项综合，就成为0.47。因此，城乡差距大，是导致中国基尼系数较高、贫富不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原因。这种分配不公，是二元结构转型造成的，不是在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等方面想办法所能解决的。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多如牛毛，许多理论和政策思维都是将农村看成一个人口规模不变的对象来考虑问题，理论上是在农村和农业中发展新型的合作等集体经济，政策上主要是加大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投入。有的学者也提出，中国近60%的人口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当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农业社会主义和加大“三农”投入，把建设现代化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和收入的差距吗？我认为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大的趋势是，农业生产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是逐年下降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谁也挡不住的社会趋势。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93%以上，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看，家庭农场是组织成本最低，经营管理范围经济，效率最高的形式。试想，从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上，我们即使在农村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建设了很好的集体经济，但是，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这样的许多农户集体所有制形式能不能长久普遍地在农村存在，还是个疑问；即使未来全国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假如未来全部劳动力为8亿，也有4000万农业劳动力之巨，在18亿亩耕地上从事农业，两个劳动力之家庭的耕地面积平均经营规模也只有90亩，如果仅种粮食，只能是微利保本，从中国的人多地少国情看，从与人多地少的东亚农业的演变看，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谓拉美那样的耕地规模上万亩，甚至十几万亩的两极分化的农业资本主义。
在本书的多个地方分析到，实际上，中国城乡差距之所以大，基尼系数之所以高，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城市化滞后和转移速度相对比农业生产增加值比重下降慢，农村相对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分配相对少的在农业和农村中形成的增加值。因此，缩小城乡差距最主要和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转移农村和农业中过多的人口和劳动力，以使其与日益下降的产出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不平衡，乃至抑制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扩大，并使之缩小。
从这一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和思维上需要的一个重大转折是，要从过去建国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农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要顺应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推进和加快城市化来消除城乡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二）鼓励创业和发展小企业及服务业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之二，是通过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和扩大服务业，增加就业，富裕人民，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虽然分配上可能公平，但是，没有效率，浪费很大，创造的财富相对少，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活力和动力。在一个十字路口中间再走回头路，去谋求公平，肯定是走不通的。
也有的学者提出，主要要加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来缩小三大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我们要看到，中国正在处于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财力也并不雄厚，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如果不从创造更多的财富出发实现公平，不去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不去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而是盯着现有的并不雄厚的财富，更多的精力，甚至力不能及地去追求公平，把大量的失业的人供养起来，给几亿人由政府建设来提供住房，结果只能是福利早熟，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我们需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动力和有活力，并且共同富裕的社会。有活力，才能更多地创造财富，而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为什么不知不觉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城乡和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与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关。
3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弥补建国后耽误的30年的时间，尽快赶上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做了艰苦的努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东亚、拉美、印度、中国四种发展模式的比较看，从中国各地30年来不同的发展类型看，回头深思一下，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我们的发展方式：（1）在经济发展的企业规模结构上，各地各级政府重视大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发展，因为大企业和特大企业，GDP增加快、财政税收多；从战略、体制、政策等方面，忽视小企业的发展，并且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环境较为恶劣；结果，大企业和特大企业发展的规律是越来越多的资本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其财富和利益主要是大资本与政府之间分配；而能大量产生中等收入者，能因增加就业而减少失业贫困人口的小企业却发展不足。这就形成了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的一个发展模式上的深层次因素。（2）在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上看，不能使人民富裕的第一产业，虽然在增加值占GDP比率方面下降很快，但是，其中就业的劳动力相对过多；第二产业由于劳动者成本的上升，资本集中和集聚，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却需要用相对越来越多的资本容纳相对越来少的劳动力，甚至要从工业部门中挤出劳动力来；而能大量发展小企业，能大量吸收容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在同样的人均GDP水平上，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增加值滞后了20~25个百分点，就业比率滞后了25~30个百分点。在现代分配流程上看，工业越是现代，资本和政府分配得越多，而服务业发展越是充分，劳动就会分配得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减少。偏重工业而服务业发展不足，也是资本所有者分配过多而普通劳动者分配过少，以及国家分配过多而居民分配过少，导致两极分化的基础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