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第二篇用了3章的篇幅，探讨了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能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政治集中体制的经济增长优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结构变动过程中，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究竟如何搭配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按照一般的设想，只有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尽快推进民主化进程，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从中国的经验看，改革开放的30年，首先，是政治转型，即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团结一致向前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意识形态方面从无私奉献，转向务实地承认人的物质利益，调动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有了内生的动力和活力。其次，集中的政治体制，在重大事项决策方面，有其效率；在办大事方面，有集中资源的能力；在发展规划、征地拆迁、投资建设等方面，政府有较强的推动力；各地方政府竞相发展的积极性，也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成长。再次，中国高层领导政治交替平稳，虽然有过1989年的动荡，但是，社会基本上长期稳定，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政治稳定条件和社会安宁环境。政治上这样三个方面的优势，是前苏联、印度、拉美、菲律宾等转型和发展模式无法比拟的。
资源配置方式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计划经济模式，是一个理论上的设想，由于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信息成本不为零、计划制定执行监督需要成本、执行计划的各个层级之间利益不一致、计划人员不能预期中远期的供给与需求等等，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并且带来浪费大、效率低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绩效与分配不对等、拨改贷后资本金无注入来源，以及工资等成本上升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利润的挤压，导致劳动和工作效率低、厂长不负责任、负债特别高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冗员多和工资的增长使企业亏损和破产，也难以生存和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与单一的公有制需要彻底转型。
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我们从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先转向了计划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的商品经济，又进一步转向了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从“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转向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产权的明晰，使投资人、技术发明者和提供人员、劳动提供人等各自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对等，各种要素在法律的保护下，投入得到各自的利益，调动了经济发展的投入、经营、工作动力，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而市场供需和价格机制，则调节要素在企业、产品和产业间的合理配置，并促进竞争，劣汰优胜；临时居住和能在城市里工作制度的形成，对于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在出口加工领域中，在城市的建筑业和服务业中，在城市内向的加工工业中，得到了利用，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使个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等蓬勃发展，利用了70%的劳动力资源，整合了大量的民间资金，成为出口和创造GDP的骨干力量；而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又在分工的深化、促进专业化、调节资本集中和集聚、发展规模经营、积累人力资本、提高人力素质等等方面创造了机制和条件，这些因素也成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因素。简言之，没有对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
30年来的实践和经验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快速发展自己。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也即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但是由于不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占国内GDP以及占世界贸易额比重很低，自力更生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而且，由于重积累，轻消费，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和军工优先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
改革开放后，第一，我们没有采取借债发展经济的模式，而是直接引进外资，一是获得了宝贵的经济发展的资金，二是投资的风险主要由外商承担，三是外商的销售渠道畅通；第二，通过对外开放，也引进了1978年后我们发展工业急需的一些技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对一些技术进行了现创新，使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了40%；第三，通过对外开放，我们还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并且学习借鉴了他们先进的公司产权、治理、管控等制度，使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四，我们还在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和技术开发区，实施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给予了优惠的政策，使其率先改革，使这些区域充满发展的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地区；第五，而通过外向经济发展战略，我们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加工贸易、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强劲地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我们有这样和那样的曲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甚至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讲，对外开放改变了中国，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远大于在对外开放付出的成本。
总之，没有政治上集中的持续领导和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30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就没有中国发展今天的成就。退回去，是根本行不通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目前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中积累了什么样深层次的问题？未来我们面临着哪些重大的风险？就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的方法论讲，我们需要从原因——结果、人口和劳动力的流程、二元结构转型等等方面来进行讨论。从中国传统的分析方法上，静态方面，相互联系的经络是不是畅通，不通则结症，动态方面，顺时进行的运程是不是顺利，不顺则有坎，坎大则会有翻车的风险。
本书的第三部分，笔者用四个章节，讨论了城市化滞后及其后果，土地体制不顺和住房价格太高，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带来的劳动力和失业，党政事业供养规模太大、政府干预太多及税费太重对创业和就业的影响等四个重大的话题。从经络和运程分析方法看，它们是四个相互紧密关联的问题，需要揭示它们之间内在的关系、可能积累的风险，以便对症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