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细心的人会发现，彰德秋操场上，缺少了民国最著名的总统，就是开创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当时他在哪儿呢？原来，那时他正在日本的友人家，构思着革命蓝图呢。
1906年秋冬之间，孙中山会同黄兴、章太炎等人，制订出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作为将来革命热潮来临时的行动指南。站在国门之外的革命党人们正沉浸在规划国内民主共和蓝图的热情之中。
这份包括《军政府宣言》等14份文件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洋洋洒洒，早作计划，保持了孙中山一贯的理想主义、整体观念、全面筹划的思想。在这些文件当中，孙中山号召国民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尊崇为国民革命的“一贯之精神”，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一年前（1905年）在《民报》上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还具体规定出未来的共和国要实行三期政治：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与彰德秋操背后的深意不同，孙中山的言行、他的政治资源，都是近代的，是西方的。他裹挟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政治风格和思想风潮，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权力角斗场和权斗规律。孙中山及其革命力量和袁世凯等人之间存在着两道深深的鸿沟。正是这些鸿沟引发了民国初年革命与保守、激进与退却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第一道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是政治理想与权力现实之间的鸿沟。
聚集在孙中山周围的同盟会-国民党革命人物裹挟着理想主义的强大思潮，汹涌澎湃地扑向中国传统社会而来。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开创宪政，选举议会，改革风俗，发展教育文化和现代经济。但是理想必须着陆在现实之上，才能开花结果。孙中山等人的理想在现实中就遭遇了从传统体制中衍生出来的袁世凯等人的阻碍，连受打击。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各位总统（也包括出身湖北新军的黎元洪）则是现实的。如果说前者读的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满脑子革命理想和社会蓝图，那么，后者读的就是子曰诗云，学的是曹孟德和朱元璋的政治手腕了，他们脱身旧体制和军阀军队，首先思考的就是政局稳定和权力巩固，其次才可能是发展。在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中，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破”多于“立”；袁世凯等人虽然也部分接受了近代理想思潮，但还是希望国家沿着现实允许的路子走下去，而不是另辟新路。
如果一个人满怀激情赞成革命，那他会拥护孙中山等人；如果一个人倾向社会稳定和缓慢发展，那他极可能认可袁世凯等人的一些作为。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等人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多于孙中山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在政治上占据优势。
第二道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鸿沟，是西方现代政治与中国传统政治之间的鸿沟。
这第二道鸿沟是与第一道紧密相关的。近代理想主义者的思想从何而来？从西方而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都是欧洲人。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最初的拥护者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的政治理想多半是以日本为中转站学来的——清末民初，留学欧洲的费用太高，一般人承受不起，而日本的留学费用大约只需欧美费用的十分之一。3而袁世凯等现实主义者多浸淫中国官场多年，深谙权力斗争和传统政治的内幕。
从中外交流的角度来看，近代历史是中西方思潮迎头相撞，相互认识、斗争和融合的历史。相撞的历史在民国初期达到了高潮，操着西方政治话语的理想主义者也和老谋深算、表里不一的现实主义者迎头撞出了激烈的火花。其中自然有诸多的误解、矛盾、冲突和悲欢成败。
有关中西方鸿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嫁接成功西方制度，走上现代化之路？诚然中国出现了许多现代社会的元素，但承担西式社会建筑的社会基础过于薄弱，注定只能游离在中西方社会形态之间。喝咖啡逛公园的上海买办、书包里藏着白话小说的汉口学生、在政府各部跑新闻的北京记者和出口中国茶叶进口英国钢琴的广州商人们，他们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现代宪政社会。所以，不论是单纯追求西式社会形态的人，还是要求恢复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势力，都注定要碰壁、遭遇坎坷。
在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敌”的近代，这两派政治势力和思潮的碰撞产生的火花必然异常醒目。抽象的鸿沟变成了真实的政治争斗。中华民国的早期历史，就是在理想与现实、西方与中国的激烈交锋的共同作用下度过的。
1906年的秋天，站在晚清新军前面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是传统的现实政治家，而沉浸在《建国方略》构想蓝图中的孙中山身上，洋溢的无疑是理想的、西方的色彩。
却说彰德秋操后，清廷又计划在1908年举办第三次秋操，地点选定为安徽的太湖县。清廷对“太湖秋操”极为重视，派陆军部右侍郎荫昌、两江总督端方为检阅大臣，检阅南洋地区各镇新军的编练成效。于是，鄂皖苏各地的新军陆续向太湖县聚拢。半个多世纪后，当地的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太湖县来了很多驮洋枪的大兵，在县城四周扎下了营盘木寨；县城的北门沙滩上搭了台，说是给光绪皇帝来阅兵用的；县城周边山上还竖起了大红灯笼，四乡八里都轰动了。11月13日安徽巡抚朱家宝亲赴太湖县城做最后的筹划，谁想，次日光绪帝就驾崩了，隔一天慈禧太后也死了。噩耗传来，秋操取消，举国操办“国丧”，太湖山上的大红灯笼都换成了白气球。
国家多事，加速进入了改朝换代的巨变期。安徽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炮营队官熊成基，是革命分子，本想趁参加太湖秋操之机举义，占领安庆。不料秋操取消部队撤回，起义计划又被安徽巡抚朱家宝察觉，迫使熊成基等不得不仓促起义，后来遭到了镇压。据说徐锡麟也本想趁秋操之机起义，计划夭折后改为刺杀大员恩铭。孙中山、黄兴等人则在本年度发动了钦康上思起义和河口起义，在南方攻城略地。而袁世凯受到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集团猜忌，不得不以健康原因辞职保命。他来到了彰德秋操所在的安阳县，开始钓鱼观景……
三
本书讲述了民国早期这六位总统的兴衰荣辱，展现了两股思想和政治势力的激烈交锋。除此之外，本书还想展示民国总统和北洋政府的另类历史，探寻那黑暗中的缕缕阳光。
人们对民国早期的历史有若干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当是时，中国固然贫弱不堪，政治固然漆黑肮脏，可中国社会还是取得了长足发展。“军阀割据在这段期间成为普遍现象。旧体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产生，只有私人军事力量可以在青黄不接之际维持短期团结。”（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民族资本主义春天的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媒体兴起与思想解放推动的社会生活的活跃以及“袁大头”银圆的坚挺，都发生在这个黑暗的时期。
同样，民国初期风云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并非全是邋遢龌龊的匪霸小人。相反，他们都有各自的建树，不是务实开拓，就是乱世干臣——只有能干实干的人物方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军阀一般为带悲剧性格的英雄人物，他们也并非个个存心做坏事。一位英国观察者指出不少中国军阀可能在英国陆军中成为出人头地的将领。”（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尤其要指出的是，那些北洋大军阀和政客，可能在言行上有很多欠缺，但他们的民族气节是值得肯定的。
三十年代，徐世昌和名声不佳的曹锟隐居天津卫。卢沟桥事变后，这两位前总统都进入了日本人的视野。日本人多次劝说他们出山主持伪政权；他们的部下多有落水出任伪职的，还有不断登门来当说客的，都被他们拒之门外。
贿选总统的武夫曹锟，虽然晚年穷困，但始终拒绝卖国，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部下前来相扰，曹锟给他们吃闭门羹，实在被骚扰急了，就在门内大骂老部下。1938年5月曹锟病死天津，终年76岁。第二个月他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相比曹锟的晚景凄凉，徐世昌的晚年怡然自得，研究国画编编书。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劝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闭门不见，还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曹汝霖游说徐世昌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也遭到了徐世昌的婉拒。等曹告辞后，徐世昌就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本人对徐世昌下力最大，逼迫也最紧，令年迈的徐世昌最后潸然泪下，感叹晚年不得安宁。1939年6月徐世昌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同时代的重量级人物段祺瑞则南下南京，号召抗日。至此，那一代的枭雄以相当正面的形象在历史上收了尾。
民国肇始，共和国搭了个架子，人们热热闹闹地举行全国大选、召集国会、选举总统、制订约法，政党风云而起，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百家争鸣，混乱中透着朝气蓬勃的气息。然而，政治深层依然杀机四伏，血雨腥风不时呼啸而出，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共和初建，止不住政潮迭起。有人疾呼亡国的危言，有人出面维持大局，英豪也好，枭雄也罢，尽在这本讲述民国总统另一面的历史书中。
思想发轫：西方归来的革命者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他的时代，有人叫他是“孙大炮”。在广东话中，说一个人“放炮”是批评他说大话的意思。叫某人“大炮”就是说他说的多做的少，或者说的话难以实现，脱离实际。孙中山的失败和他的个性以及时代都有关系，更和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位”总统有关。“第一”就意味着你要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跌跌撞撞摸索前行，凭着感觉给后人探路，难免会失利乃至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