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成员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着渊源已久的交情。1920年，毛泽东筹划赴法勤工俭学，请求湖南同乡章士钊赞助。章士钊立即多方筹措，赞助两万银元。这笔巨款，一部分赞助湖南青年留法，一部分帮助毛泽东回湖南闹革命。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毛泽东曾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该怎么办。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后来回延安后对周恩来说：“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邵力子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民主革命漫长的历程中，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1945年8月重庆谈判时，邵力子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江庸也是历来反对内战的，曾与邵都建议过停战议和，当李宗仁向他提出北上议和，他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共产党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对此，江庸曾这样回忆道：毛主席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的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第二天早饭后，毛主席又同周思来和代表团人员漫谈了一小时。当有人提出蒋介石愿意进行谈判时，毛主席说：蒋介石在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他又提出了先决条件，要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他这还是想继续打仗，不是和平谈判。
会谈主要由周恩来出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与周恩来谈了两次，主要就国共和谈的可能性以及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结果非常圆满。双方经过会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
（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
（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
（三）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
（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
（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
（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
（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这八条秘密协定，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代表团成员也通过此次会面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解放军的情况和共产党的主张，为国共双方4月北平和平谈判做了准备。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邵力子在和周恩来副主席会谈时，私下透露了陈仪准备和汤恩伯一起走傅作义先生道路的打算，周恩来当下就表示欢迎，还风趣地说：“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陈仪（毅），陈毅和陈仪听上去差不多，而且也都是军人，都会吟诗作文，有儒将之风。我相信，两个陈仪（毅）会成为好朋友的。”陈仪原名陈毅，后改为陈仪。周恩来副主席深知陈仪其人，所以又语重心长地说：“对陈仪先生我们是放心的，但汤恩伯的态度如何，还要看一看。”后来当邵力子回转此话时，陈仪觉得周恩来的话与先前邵力子劝说他的是一致的，颇值得认真考虑。但由于种种原因，起义未果，1950年陈仪被杀害于台湾。
2月24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主席给李宗仁的一封信飞返北平。27日上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叶剑英到机场相送，互赠了纪念品。下午2时1刻飞抵南京，国民党政要在机场欢迎。在机场，张丰胄代表四老发言，宣读了“四老”的书面声明。声明中表示，代表团胜利完成了初步任务。前途虽还有困难，但国共的和谈还是很有希望的，当时全场掌声雷动，情绪热烈。
4月1日，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经过半个月的谈判，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章士钊、邵力子在5月18日致李宗仁函中追述此事时说：“犹记某等初次到平，中共领袖对于公之是否力能谋和，颇难释然。经某等再三譬说，以为和平本身有无穷民意为之后盾，即属一种不可侮的力量；加以中共在同一旗帜之下相与提携，双流会合，并于一响，应足以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中共同意此说，和平之门以启。”可以看得出本来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李宗仁是否具有谋和的能力，深表怀疑。后经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多番解释，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开始以李宗仁为对手的和谈。如此得来不易的“和谈之门”，被国民党关闭，这使邵、章感到莫大的遗憾。李宗仁，这位为北上谋和做出过巨大努力的代总统后来也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