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对内廷势力的坐大不是没有警觉，即位之初，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反复以历史上宦官典兵干政的例子作教训，要求皇帝远离嬖佞。朱瞻基一边称赞黄泽忠心可嘉，对他的建议却一再置若罔闻。他对宦官的控制也时紧时松。紧的时候，也杀几个恃恩纵肆、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的内侍内官以儆效尤，松的时候呢，又备极隆遇，像给勋臣发免死铁券一样发给宦官们免死诏。那些动不动就要上书谏事拿《大学衍义》之类的大书来压他一头的文官们自然没有身边的内侍们用得顺手用得放心，外廷的文官们太自以为是，俨然天下在握，正好培植内廷的势力来压一压，不然这些书呆子还真不知道天下是谁家的了。
1426年，朱瞻基在宫内太监王振等怂恿下开设了内书堂，专教小太监们读书识字，开始每年选十岁上下小内侍二三百人，后来逐渐增至四五百人，授课教师先是王振这样的能识文断字的宦官充任，后专设翰林官四人任教习，大学士陈山、翰林学士朱祚等先后任内书堂讲席。这一举措无形中极大地提高了宦官的政治地位，并像催化剂一样迅速使他们的政治势力膨胀起来。
识了字的太监们如同插上了邪恶的翅膀，这些文官集团的天敌以皇帝近侍的有利位置迅速渗入了帝国的神经中枢。帝国如此庞大，它的管理和运行有赖于文件的有效运行，这些公文在作为中枢的内阁到中央六部再到地方省府州县间流动，如同血液循环一样使帝国的躯体在新陈代谢中保持着不竭的生命力。仁宣时代以来，内阁的地位和权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各地各部门的奏御文书都是先由内阁提出票拟，送进宫中由皇帝御批后再行实施，这一程序名曰“批红”。朱瞻基执政的后半期，政务倦怠，他自己除御笔亲批数本外，其他的都委司礼监秉笔太监遵照内阁票拟字样朱笔批行。既然连奏御文书都要经过太监的手，还有什么军政大事他们不能与闻的？朱瞻基自己还御笔批行几本奏疏，不算全部放手，到后来的皇帝，有的怠荒到数年不上朝不见大臣，则政坛全是宦官们的天下了。
“王先生”
最先给予文官集团沉重打击的是宦官王振。这个在日后的正统年间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他的出身问题一向显得神秘莫测。官方史书只作如是交待，“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但据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查继佐的《罪惟录》等私家史籍记载，王振并不是少年入宫，在正式净身入宫做宦官前，他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的是一条科考之路，并取得了微薄的功名担任州县一级学校的教官。但这个教官业绩平平，九年考满连一两件值得称耀的事都派不出来，按律是要充军边关的，然在永乐末年出了一条新政，这些不合格的教职人员如果已有子嗣又自愿净身的，可令入宫教女官识字。“振遂自宫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当时和王振一起接受这一耻辱性职业的共有十余人，时间当在永乐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