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长子朱高炽早已是燕王世子，燕王既得登大宝，例应是世子进为皇储，连讨论都可以免去的。之所以“储位未定”，实是朱棣内心踟踌，委实决定不下。立长吧，心中不喜；立幼吧，怕不合伦序招致议论，乃至摇动根基。
朱棣召解缙入宫，想听听大臣对此事的意见。史传就此事的记载仅三十余字，却一锤定音解决了朱棣的这个难题：
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朱棣本意是想立次子高煦为太子的，解缙的第一句回答并不称他的意。解缙主张立长，说皇长子德行仁孝，天下归心，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这样的大道理在理论上绝没什么错。朱棣听后不悦，只是因为这话尚没有足够的力量说服他。随后的“好圣孙”三字才是其中关键。被解缙称作“好圣孙”的，是朱高炽出生还不满周岁的儿子朱瞻基（即后来的明宣宗），这孩子长得聪慧异常，深得朱棣喜爱，据说孙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朱棣还梦见过死去多年的父亲朱元璋，在梦里朱元璋把一枚大圭交给他，嘱咐他传之子孙则永世其昌，孙子一满月，朱棣就曾这样说过，孙儿长得英气溢面，跟我梦见过的一模一样啊。
听了解缙这话，再看朱高煦，功劳既高，过失也不小，朱棣就拿定了主意。第二年初，立皇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命大学士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内阁及六部官员各有封赏。东宫既立，朝堂之上自然得有一番喜庆，朱高炽能顺顺利利做上太子，大学士解缙功不可没，但他已经被一个人深深嫉恨了。自此以后，这把愤怒的火焰将烧得他东奔西窜，直至凄惨去世，做了皇家权力博弈的一个陪葬。
那个浸泡在仇恨的毒汁中的人是朱高煦——“高煦由是深恨缙”。就在朱高炽被册立太子不久，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之国云南。朱高煦不服气，抗辩说：“我何罪！斥万里。”说什么也不肯去云南。正好朱棣巡视北京，他也就跟着去了，一路吵着闹着要留在京师。朱棣向来疼这个二儿子，见他这样子，也就随他去了，继续让他留在南京。
朱高炽个性懦弱，不似乃弟强悍，虽已居东宫之尊，其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和政治势力却常常受到朱高煦的威胁和挑战。留在京师的朱高煦，先是以天策营为护卫，复请益两护卫，所用仪仗都快赶上太子了，属严重超标准。仗着父皇宠溺，朱高煦愈加张狂，不把东宫放在眼里，在很多场合，他都在以秦王李世民自诩了。
解缙认为，藩王仪仗竟然超出东宫太子，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越礼行为，应予以制止。况且，朱高煦既已就封汉王，按祖制就要尽快动身之国，这么长时间赖在京师不走算什么呢？朱棣接到谏书，异常恼怒，扣给他一顶“离间骨肉”的大帽，自此就很少给他好脸色看了。随着朱高煦在朱棣面前愈益得宠，谗言交加之下，解缙渐渐失去了朱棣的信任，再加上他反对朝廷出兵征讨安南的计划，使得朱棣更加不满。1406年，朱棣赐给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惟独不颁给解缙，嫌恶和羞辱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不久，淇国公丘福将一些朝廷机密故意泄密，朱高煦趁机构陷，诬解缙“泄禁中语”，朱棣明知是他二儿子蓄意栽赃，竟也没说什么。自洪武开国，皇家之刻薄寡恩已不是一回两回，于是人们看到这位当年的皇室第一宠臣迅速蜕变成了一个零余者的角色。到了永乐五年二月，眼看编了三年多的大典也快编纂完成，留着此人也是无用，就找了个“廷试读卷不公”的蹩脚理由把他赶出京师，去广西就任布政司参议。可能是他在任时与朝臣结恶太深，有人竟然认为贬得还不够远，于是再一贬改到了极南之地交趾（今越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