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皇帝入了土，政权总算平稳交接，一心躁进的年轻皇帝已决意施行他的新政了。他罢斥了一批洪武旧臣，提拔了一批新人同参国事，这些新进文官中，有兵部侍郎进为尚书的齐泰，翰林院修撰进为太常卿的黄子澄，还有明朝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悲剧人物之一，由汉中府教授升为翰林院侍讲的方孝孺。
这些所谓的新政，如提高文臣地位、减免江浙重赋、平反冤狱等，其实不过是新君对前朝“以猛治国”的一个纠偏，也大多切中时弊，这些政策的推行很快为新帝博得了仁爱的名声。让年轻的皇帝寝食不安的乃是他那些拥兵自重的叔父们，他们何尝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皇位还没坐热，朱允炆就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计划起了削藩。据说，朱允炆还是皇太孙时，就在皇城东角门与黄子澄密谋过此事。
建文帝这么做，实在是过于少年气盛、急于求成了。自己根基未稳，却一下子把中央与藩王的矛盾推到了公开化的地步。虽然名义上他是皇帝，皇叔们只得俯首称臣，但毕竟羽翼未丰，以他自己和亲信大臣的力量和才干，能和环伺宇内、兵威赫赫的众王相抗衡吗？所以，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主张削藩是建文一朝悲剧性落幕的祸端。
建文帝援为亲信的这几个官员，都是当时文臣中的佼佼者。齐泰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成进士，洪武二十年已坐上了兵部左侍郎的高位，黄子澄在洪武十八年获会试第一，由编修进修撰，一直伴读东宫。方孝孺虽未中过举，很晚才开始进入仕宦生涯（建文帝即位后被召为翰林侍讲），但四十来岁时他就已经是声名卓著的学者，以文章家和政治思想家闻名于世，人称正学先生。他是研习《周礼》这部关于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的专家，经常建议皇帝根据古代经典所提出的理想和形式来实行仁政。这些人的学问、道德在本朝都是上上之选，但却疏于实学，尤其于军政大计，都犯了短视和冒进的毛病。
所以孟森先生为方孝孺的罹祸这般慨叹：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
明初的这一政治形势，的确在汉初也出现过，当时刘邦分封同姓诸王作为天下的屏障，但这些王们野心勃勃，反而与中央分庭抗礼，到了汉景帝的时候，接受晁错削藩主张，褫夺他们的兵权，终于招致藩王们的反叛，这就是史称的吴楚七国之乱。
其实当时已经有人察觉到了削藩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并向建文帝提出了建议。他就是高巍。
早在1398年，新帝即位还没改号建文之前，削藩一事就已在动议中。高巍意识到在这一问题上盲动可能招致的危险，上书吏部，提出自己的不同主张。他说，藩王们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又伤了皇帝与他们之间的感情，当今天下要长治久安，不妨采用汉时贾谊的一个谋略，多建诸侯以达到分散力量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千万不能学晁错，而应该效推恩之策，具体做法，可以把南北诸王来个大调动，把北方诸王的子弟分封到南方，把南方诸王的子弟分封到北方，这样一来，藩王之权就不削自削了。再加上岁时节日经常馈问这些藩王，贤者下诏褒赏，骄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则告太庙废处之，如此一来还有不顺服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