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不禁黯然。
武侯祠附近当年有一所建国中学，是祖父出资创办的。1948年底到成都解放这一年多的时间中，父亲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担任该校的校长。我到成都后，曾试图打听到建国中学的旧址，但时间仓促，未能得到结果。
当时代表中共地下党要求父亲出任建国中学校长的，是父亲在华西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胡立民。我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到成都开会时，遵父亲嘱咐曾去看望过他。他比父亲年长，我们称他“胡伯伯”。胡伯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彻底平反。后来，他来北京时到父亲家里住过。胡伯伯于1993年去世。父亲写了一篇小文“送信”，记述了他和胡立民之间的一段交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写这篇小文，也是对亡友的一点纪念。”
父亲记述的“送信”，是他在地下党和祖父之间，充当信使的一段往事。对这一段经历，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和胡立民（当时的名字叫胡庚炳）是1946年结识的。他们在一起组织社团（方生社），一起办《西方日报》副刊和《西方夜报》，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了解日益加深。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胡立民郑重地向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提出地下党要与祖父面谈，希望父亲从中联系。父亲立即同意了胡立民的要求。此前，父亲已经估计到他是共产党员，不过彼此没有说透。
回到家中，在祖父吃早餐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父亲向祖父转达了四川地下党的要求。祖父同意谈，并简短地告诉父亲，中共中央已经派人在雅安了，并设有电台联系。此前，父亲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祖父叮嘱父亲，这是高度机密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讲。父亲把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谈的话转达给胡立民，出于保密要求，没有和他讲中共中央派员和设电台的事。后来，四川地下党派胡立民长住雅安，直到祖父起义前他始终以为中共中央派去的王少春是祖父部队中的一个高参。祖父宣布起义后，王少春公开身份，胡立民才知真相。
在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面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四川地下党并未派人来。过了一个多月，胡立民忽然对父亲说，地下党要送一封重要的信给祖父。当时祖父正在雅安，胡立民要求父亲亲自把信送到雅安。父亲找到可靠的车子后，立即动身。（父亲突然去雅安的事，后来父亲和我聊起来的时候，母亲还清楚记得。她说，我当时奇怪，他怎么突然要去雅安，去做什么事情却没有说。）祖父看了父亲面交的信以后说，他们暂时不来了，并把信递给父亲看。父亲至今记得信中内容，信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