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合作事业，他说：
“合作是解决本省经济建设资本缺乏问题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欧美各国曾经实行有效的方法。合作社的办法，就是无论农人、工人，或其他有志从事经济事业的人，若是缺乏资金，便可约集社员，集合若干股款，依照一定手续，便可向公家借一笔款来作业务资本。”
祖父在这里设想的，实际上是信用合作组织。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合作社的好处，他归纳了两点，一是避免贱价预卖，二是避免吃高利贷之苦：
“没有合作社的时候，农人要经营经济事业，无从向公家借款，便只好预卖农产品，在未登场时，就贱价出售。想不卖，却在需钱之急；想卖，却嫌价格低廉，卖与不卖之间，肠回百转，绞尽脑汁，进退无路，结果还是只好忍痛卖去。……或许大家要说，无合作社可以贷款，尽可以向当地有钱人告贷，何必一定要贱价预卖新丝、新谷，农人之愚真是愚不可及。然而细加研究，农民却不愚，或许还可以说他很智。因为乡间有钱的人几乎非土即劣，至少也可以说土劣占多数，向他们借款，不仅要逼着吃高利贷之苦，而且借款之前要送礼，要殷勤招待，借款之后不能按期付还本利，又要受骂受气，或甚至要挨打。所以他们不如忍痛贱价预卖新丝、新谷，还来得干脆些。若是有了合作社，他们无路就会变成有路，无钱也会变成有钱，既不会贱价预卖新丝、新谷，也不会逼着咬紧牙关，去吃高利贷的痛苦。”
对于要从事工业活动的人，他认为合作社同样是有好处的：
“同样的道理，要从事纺纱织布、洗毛制革、磨麦炼油、兴办电力，开发矿产等等工业的人，依然可以组织合作社向公家贷款。这样一来，工业资本的问题，获得相当解决，工业生产，也可以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本省经济建设又算成功了一部分。”
由于“认定发展合作事业是本省经济建设的前奏”，因此祖父主政西康之后，于1938年成立了西康省农村合作委员会，1940年经扩大和充实，改成西康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设想，全省的合作事业要沿着两条路线去走：“一条路是在农业方面，尽量去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务期达到‘一保一社，一户一社员’；一条路是在工业方面，尽量去发展各业生产合作，务期达到工业生产之繁荣。”
所谓“发展乡镇保合作社”，就是要在乡镇及之下发展不同层次的合作社；所谓“一保一社”，按今日的层级建制来说，类似于每个行政村建一个合作社。
当然，祖父所极力鼓吹的那种不改变土地和工业资本的私有产权、以信用为基础合作社，虽然和新中国建立后的初期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合作社有相似之处，但和后来搞的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直接组织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公社化”却有很大区别。不过，他既有农村合作社的思想基础，又懂得共产党有关公有制的理论和实践，要理解上个世纪50年代的“公社化运动”，应该并不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