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对西康文化特殊性的认识，因此，祖父在牢控军权，密切注意军事动态的同时，“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和藏族人士特别是高僧大德多有交往，并采取了一系列力求搞好汉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措施。如，召开僧侣大会，以团结各教派的高僧大德；成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侣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予经济上的照顾；通过西藏的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西藏三大寺供养，派人到拉萨学佛。 他个人也时穿喇嘛服，入寺听讲经、念经拜佛。父亲记得，小时候，祖父还带他去给喇嘛叩过头；上个世纪40年代巴旺堪布还曾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父亲讲过，当时流传一个说法，说祖父手中一串念珠，能顶几师军队。这也可见他进入当地社会之深。我想，吃酥油糌粑的爱好――如果说他确实有那个爱好的话，应该是那时养成的。
事实上，祖父在思考以“威服政策”经边的局限性时，在1930年代的若干年中，和康藏方面是发生过军事冲突的。其中重要的事件是“大白事件”、“诺那之变”、“再复失地”、“甘孜事件”。下面简述之。
所谓“大白”是指甘孜县的大金寺、白利村两地。1930年5月，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发生冲突，祖父所部（以下简称川康军）前往调处。调处中与大金寺方武装相持于白利，并于8月30日发生战事。战事发生后，达赖向中央政府发电要求制止川康军前进，中央于是令川康军停攻，静候中央派遣专员处理。1931年2月9日，趁川康军弛懈，藏军和大金寺武装发起猛攻。川康军后撤，藏军占领甘孜、瞻化及理化县的穹坝、霞坝两区。6月，中央特派员到达康定，向中央政府力主藏方撤兵回原防地后再调解大白事件。而藏方则电中央政府强调“甘、瞻原属藏地，应由藏军占领”，拒绝撤兵。“9.18”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电告特派员“国难方殷，对藏亟宜亲善，甘事从速和解”，特派员遂与藏方订下祖父视为“屈辱的停战条件”。祖父得到通知后表示不敢苟同。至12月，蒙藏委员会改组，石青阳任委员长后电告特派员设法延缓签字。1932年2月，中央政府令特派员返南京，责成祖父负责处理，祖父“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遂调兵遣将，收复甘孜、瞻化，而藏军则退至金沙江以西，遣使议和。依当时情势，他认为是“不难一鼓而下昌都”的，但本着“与藏亲善之意，遂允和议。”他回顾道：“自有是役而后，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东侵之念”，“当时如不决心用兵，或用兵而不胜利，或胜利而不迅速，”则西康“从此多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