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那之变”中的主角诺那曾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1935年，蒋介石到成都任命他为西康宣慰使。8月，诺那到康定后，借组织抵御红军事务大力鼓动康人治康。10月进驻道孚后，发动事变，攻上瞻，占营官寨，进据瞻化、甘孜、德格、邓柯，各县县长多被杀。因为打着中央支持的旗号，所以一时没有遇到抵抗。当事变由康北波及康南，康南驻军发觉其行动异常，电询总指挥部得令后，出击诺那武装，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再复失地”事发生于1936年。据祖父所述，起因于进“剿”红军的“青海军进驻邓、德、白、石四县，因军纪不良，颇失人心”，德格土司遂联合藏军于9月东渡金沙江袭击青海军。青海军队败退回青海后，四县为藏军占领。祖父在致电藏方责其违法渡江，电请中央政府要藏军撤退的同时，派兵施以武力压迫。藏军见势撤退，四县被收复。此后，“金沙江以东十九县，才算全部安定。藏兵退后，并派代表来康定通好，康藏关系，反而因此逐渐好转。”祖父认为，“此次收复失地，兵不血刃，与“大白事件”之军事胜利，使藏人为我军声威所震慑，确有莫大之关系。”
“甘孜事件”发生在1939年。事件相当复杂，这里不细考其史实，只叙祖父当时的态度。他得到的情报是，在甘孜发动变乱的班禅行辕有卫队三连为骨干，持有比较犀利的武器，并“诱胁乱民”两千左右。他认为此事与诺那之变同出一辙：都是借中央名义，都是鼓动康人治康。他的态度是，“一面以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一面认为削平此变乱确有把握。”何以有把握？他提出三点：其一，建省以来“比较从前一年一年地有进步，有实惠与民，一般民众对政府已有信心；”其二，“各地高僧大德及土司头人对我个人的信念，亦与日俱增” ，不为煽惑；其三，有适当的处理办法。他的办法是三个：（1）向民众宣示，以正视听；（2）调兵胁制，不使蔓延；（3）运用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协助。军队进入甘孜后，事件很快平息。从“事变”发生到军队进入甘孜，为时不到两月。
以上几个事件，都借助了军事行动才得以解决。不过，从这些事件的解决中，祖父并没有简单得出经边只有威服的结论，而是进一步看到威服的局限，并从事件的解决中看到尊重康藏人民宗教习俗的作用。他说：
经过几次事变“使我对‘蛮夷之人，畏威不怀德’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类历代相传的旧观念，发生动摇了。而我经边的新理想，也可以说得到初步试验的成功。”
他认为：
“威服政策，纵然得到一时成功，转瞬就会一败涂地，功亏一篑。为了根绝循环报复心理与行为，为了树立边务千年大计，所以我才确定以德化政策来代替威服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