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巴山蜀水
重庆戴家巷
我1951年5月出生在重庆。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内的戴家巷。我出生后一年，即1952年，父亲去了北京。1953年，母亲带着姐姐也去了北京。哥哥和我就留在祖父、祖母身边抚养。祖父是因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而来到重庆的（该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在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50年，1953年初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 后者撤销于1954年， 这段时间我们家一直住在戴家巷15号。此后，祖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随祖父、祖母来到四川省会成都。
父亲和母亲离开重庆时的情景，我很小就顽固地坚持认定我有记忆。我说，我记得父亲走前拍了我的屁股一下，母亲走的时候我到了码头。别人不信，说母亲走时你两岁还可能记点事，父亲走时你一岁是不可能记事的。后来想这事，究竟是有记忆还是后来建构的情景是搞不清楚的。但即便有后来的建构，建构者是谁呢？我仍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回想起来，我自己、祖父、祖母、带我们的保姆，都应在其中。他们都常常提到父亲和母亲。1955年，祖父、祖母带我和哥哥到北京来短住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点没有觉得与父母有生疏感。
重庆是山城，戴家巷位于山坡上，从家中可以俯瞰嘉陵江。据母亲讲，我出生的那天，天上雷雨闪电，嘉陵江涨水，祖父说，“这孩子该不得要生了吧。”果然，当天夜里，母亲腹痛，送到医院不久，我便降生了。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并且有一段时间和父母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有时逗我玩时就说，你晓得你是哪里来的？是大水把你冲来的！
又添了一个孙子，祖父、祖母自然高兴。据父亲不那么确定的回忆，我出生后正好有祖父的一个朋友来访，此人广交游，带有几分江湖气。我的名字刘世定中的“定”字似乎就是他向祖父建议并被采纳的（“世”字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哥哥世昭，出生于1948年12月；姐姐世旭，出生于1950年1月。还有两个弟弟，世昕和世宽，分别于1955年1月和1956年4月出生于北京）。这是在祖父去世多年后有一次我和父亲闲聊中他说起的情况。祖父在世时我从来没有对我名字的起源好奇过，所以也没有问起过有关这方面的事。
近年读祖父的著述，恰好发现一则对“定”的解释，这是他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论述经边的“三化”政策（即“德化、同化、进化”政策）时讲到的，且录于下：
“何以德化政策优于威服政策？――《论语》上有一段话，可以证明。《论语》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谓‘杀’者，就是威服，所谓‘德风’，正是‘德化’。《论语》上这一段话，是说明威服政策不如德化政策有效，这个道理，非常显明。因而政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定’字。古人谓天下如何才能统制，则曰‘天下恶乎定’？但是只要以杀为能事，就会演成循环的仇杀，当然就没法‘定’了。”
“何以同化政策优于分化政策――也是极其显明的事。在前面说过，政治的基本要求，在一个‘定’字。但是要达到‘定’的境界，有何方法呢？孟子说‘定于一’，所谓‘一’者，就是整个的意思，而与‘分化’之义，可谓恰恰相反。”
祖父讲这些话时，距我出生尚有近十年，当然不能作为给我起名缘由的直接根据。但作为反映其思想的一个脚注，也不无参考价值。
小时候家里请了保姆来带我们。在重庆带我的保姆姓何，被称叫“何何”。她小个头，精力充沛，非常爱整洁，一身中式斜襟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髻，收拾得整整齐齐。大概受她的影响，我小的时候注意清洁到一度几乎有“洁癖”。上街鞋子脏了，总要弄干净才善罢甘休；摔个筋斗裤子脏了要拍半天。1955年祖父来北京开会，把我和哥哥也带来北京。从湿润的南方到了干燥的北方，总觉得到处土泛泛的很脏。上街走一会儿就觉得衣服上都是土，于是拍个不停，此举在家中传为笑谈。不过后来在家里的几个孩子中，最耐得衣衫肮脏的恰恰是我，也许是物极必反吧。至于对北京到处是泛土的感觉，1959年移居北京之初仍很强烈。后来到山西雁北插队，经受了沙尘暴洗礼，回到北京时竟觉处处清洁。雁北地区年年冬春季节风沙极大，严重时搞得天昏地暗，能见度只有五六米。坐在屋里看书，一页看罢书上就可以抖下尘土来。近年北京也遭受沙尘袭扰了，生活在这里即使有洁癖也没有办法，而没有洁癖回到家来也难免要拍打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