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着种种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这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对中国以往30年历程的概括。这位以关注中国企业家成长之路而著称的作家在创作了《激荡三十年》之后，又开始着手创作另一部中国企业史作品，描述1870年至1970年中国工业革命的百年历程。日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通过撰写中国企业家百年成长史，您认为哪位中国企业家最值得钦佩？谁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标杆？
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我最欣赏的人物是张謇、卢作孚和范旭东，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张謇更是中过状元的大儒。他们投身商业，精于经略，打造了中国的纺织业、运输业和化学产业，同时，却能保洁其身，事事以国家为重。
范旭东曾经有言：“中国如其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掸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绝产不出新的生命来。”这段话在今天读来，仍是警世钟声。卢作孚年轻时崇尚革命，时刻准备做一颗唤醒民众的“炸弹”，而成为企业家后，却心境大改，愿意以更为建设性的方式来实现改善社会的理想，他自比为“微生物”，他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些理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企业家学习。他们的事迹应当被人们记忆，以为典范。
记者：您觉得该如何看待资本原罪？
吴晓波：原罪是在中国特殊成长阶段累积的，正确看待它需要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法制建设要滞后于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企业要寻求发展，必定需要突破某些约束，甚至闯进灰色与黑色的地带，攫取追逐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形成企业家原罪。
我认为一定需要健全法律和规范市场，企业家和资本都不能随意穿越道德的底线。穿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面向未来的企业与资本。
记者：张维迎认为，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吴晓波：我个人同意张维迎的看法。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依托于草莽的发展模式，靠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来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但这些有利的因素随着发展是会逐渐消失的。所以说，企业家、社会机构只有转换成价值创造的机制，才是可持续的。
记者：三鹿事件给我国企业和社会各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您觉得应该怎样摆脱由三鹿事件引发的道德危机？
吴晓波：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对中国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至少在国内国外两线上，影响巨大。国内市场，消费者对奶粉类品牌的信任皆失，但因为我们身处国内，没有更多的选择可做，因此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与接受。更大的影响是国外市场，这是一场影响到中国所有企业在国际上声誉的事件，它大到已将耻辱的烙印烙在所有中国企业身上的地步，这对于生活在国内的民众而言，感触是不深的，但我相信很多从事外贸，或跨国事业的公司和企业家，已经是感同身受了。中国过去一直是一个低端的制造大国形象，这次无疑是雪上加霜。
想消除这样的耻辱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代价。目前，所有的人都在重新寻找信任的底线，只有我们持之以恒地进行品质建设，才能缓慢地遗忘这个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