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感到最荣幸的，就是直接参与了人民银行的创立和最初的人民币发行工作。发行人民币，是国家的大事。”尚明欣慰地对记者说。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金融生涯中，尚明从建国初期人民币发行到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从制订金融政策到完善货币理论，从深化金融改革到促进金融对外开放，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
回首峥嵘岁月，让他难忘的是1947年3至5月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金会议”和1948年4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这两个会议分别由薄一波和董必武主持，中心任务是协调各解放区的财经力量，支持解放军大兵团联合作战。尚明以边区银行总行业务部部长的身份在华北财金会议上作了《1947年发行边币的情况和关于人民银行发行货币的意见》的发言。他提出，发行的基本问题是发行路线问题与发行数量问题，而两者的关系中，发行路线是主导的，发行数量是从属的。当发行路线确定后，发行数量才成为决定的因素。对于以上关系的任何偏差理解，都会造成发行工作的失败。
尚明这些精辟的分析，对当时人民币发行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天津解放后，尚明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兼天津中国银行总经理。1950年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办公厅主任。建国初期，财政经济困难，金融秩序十分混乱。尚明与他的同事们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方针，始终站在反通货膨胀的第一线。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到1950年10月，全国实现了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稳定了物价，建立了人民币的信誉。
尚明在50年代中后期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但他对党的事业始终充满信心。70年代，他临危受命主持人民银行计划局工作。由于“左”的干扰，工作难度相当大，但他带领计划局同志，对社会上的极“左”思潮和金融工作中“左”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75年在紧抓财政信贷收支平衡工作的过程中，尚明在中国人民银行参与了向国务院报送《财政金融问题的汇报提纲》工作，同时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组织力量起草了《整顿财政金融的几个问题》（草案），以及有关银行体制、货币流通、资金管理、放款办法、现金管理、工资资金监督支付、结算制度等各方面的整顿方案，提交同年10月召开的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讨论，这些文件和材料中倾注了尚明的大量心血，凝聚了他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1977年至1978年，尚明在中央的支持下，为克服十年动乱造成的经济困难采取了若干临时性措施，包括暂时冻结各单位在银行的存款，贯彻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修订银行组织机构各项制度等。这些措施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建立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12月，尚明由计划局局长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长。他分管人行外事局和外汇管理局工作，多次率团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年会，参加了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谈判，制订了中国加入国际清算银行和亚太中央银行理事会的具体方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中国金融家的外交风采。
从1950年中苏贷款谈判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他一共出访了40多个国家，国际金融界对他非常熟悉，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谈吐得体、风度翩翩，与之接触的国际金融界人士无不称道。
尚明注重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探索其中的规律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1977年12月，他应邀到中共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货币的若干问题》的报告。这篇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深入分析当时我国的金融业现状，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他在报告中指出，货币是一个经济范畴，而经济范畴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所以，在研究和了解货币的本质与作用时，必须同一定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具体的观察分析，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他还指出，货币流通领域是生产过程中最表面、最抽象的，研究货币流通的变化原因不要到货币流通之外找。他的这些精辟见解对货币问题的研究和金融的实际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尚明的金融理论则体现在他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一书之中。该书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中国货币制度的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