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命运的代言人

 

唐:《农民帝国》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不仅被书的内容所吸引,更被您酣畅沉郁的文笔打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创作这部小说?

蒋子龙:是农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和一个论断大家都耳熟能详——《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不能不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新中国。中国的农民人数很多,在政治上却一直是个弱势群体。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邓小平称作“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这是因为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已经变得不可承受,不解决就无法解决国家的全局问题。正如当年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的问题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以及运作方式,无不是农民意志动向的直接或间接反映。要反映现实生活,我以为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不可能不为其所动。况且我又熟悉农村,《农民帝国》的构思自然而然地就成形了。

唐: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来设定书里郭存先这个人物的?老郭的命运最触动您的是什么?

蒋子龙:当今社会郭存先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农村有,城市里也有,尽管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农民帝国”也不是只在郭家店才能形成,更不是只有农村才有“土皇上”,城里有些很“洋”的人,甚至是留洋回来的人,也有这种情结。不信看看那些被曝光的贪官,他们中一些人的言行活脱脱就是“土皇上”。身份不是农民,骨子里比农民更农民,而且还瞧不起农民,这些人更容易闹出“帝国”的悲剧。他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凝聚了我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思考和认识。

然而,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要破除旧有的束缚,建立新的秩序,人的因素极端重要。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格外需要有勇气、有胆识和有创见的人物。事实也如此,许多条件相同的单位,甚至是同一个单位,因领导者不同,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几十年来这样的人物我接触得太多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1991年国家曾评选出500位杰出农民企业家,只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有一百多位倒台了,原因很复杂。后来媒体就不再跟踪报道这类事情了,到现在我估计顶多还剩下几十个乃至几个。我之所以在生活中特别关注这样一个群体,跟我的经历和文学兴趣有关,我做过企业的管理者,是企业和乡村成就我的文学梦,梦里情景自然就是自己最关心的事物。

唐:郭存先从一个朴实的农民,一个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最后变成了完全另外的一种人。您希望从他身上,给读者什么启迪?

蒋子龙:所谓农民的“帝国”,更像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像个君王,喜欢称王称霸,骨子里却虚弱得很。在郭存先身上,中国农民的优点和缺点都异常明显。现代农民的“脱贫致富”,不是从前的“痞子运动”,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农民。但商品社会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农民穷得活不下去会出事,钱太多了如果压不住,也会被钱烧得难受。当今世界不是钱很多吗?美国是最有钱的国家,大富翁也很多,于是钱就多得闹事,而且是闹大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风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风暴对现代人类的危害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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