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一项对投资者展开的大型调查发现:1/4的投资者在不研究该基金财务状况的情况下就签支票投钱,将近1/3的人不总是对基金经理的背景加以调查,6%的被调查者在把钱交出去之前甚至都不读一读基金的招股书。再联想到2007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国际众多金融机构深陷泥潭,但香港恒生银行却是个例外。
根据广发基金副总经理朱平撰文《2008年的股市生存法则》中所透露的信息,恒生银行行长曾提到,当初投行来推销次级债时,研究了三天没弄懂次级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其风险又在哪里。但这个行长怕自己年龄大了跟不上业务的发展,就询问行里的业务部门下属。答案也是没完全搞懂,于是这个行长想,这事没搞懂就先不做吧。恒生银行因此躲过一劫。
香港投资者购买雷曼的所谓“迷你债券”的衍生品,中信泰富参与澳元衍生品交易亏损了100多亿港元,国内不少人买进所谓将赴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原始股”和参与民间非法集资受骗,这些案例都是因为盲目和无知。
投资领域的真理很少。原因很简单,人性固有的贪婪、恐惧等弱点阻碍了人们正常思考和决策。因此,即使是全世界的投资领域,权威也是屈指可数的,并且他们成功的原理其实并不高深。普通投资者不可幻想权威能创造投资奇迹。
著名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由前美联储官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电脑高手等明星加盟,似乎它理所应当获得成功,但事实上它恰恰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除了巴菲特、索罗斯等少数人,世界上绝大多数富翁都是做实业、办公司致富的。世界各国的金融高官、大学教授靠投资赚大钱的,寥寥无几。
成功的投资大师都具有敬业、勤俭、诚实的美德。彼得·林奇退休后凭借他出色的业绩和名望,完全可以成立一只封闭基金,每年坐享数百万美元的管理费,但他认为不能尽责地去做而放弃。
巴菲特管理的基金让成千上万的人成为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可是他的管理费几十年不增加,以最低成本运作基金。巴菲特只有一套房产,几十年不变,并且没有任何游艇、私人飞机和名车,他将约300多亿美元的大部分财产捐给了慈善基金。有一次,巴菲特在买进一家公司的股票后,听说该公司高管批评了以公费购买办公室圣诞树的安排,并自费购买后,增持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李嘉诚成为很多公司的主席后,收到这些公司不菲的薪金,但他长期只要5000港元一年,其余全部打入长江实业账户,归全体股东共有。而麦道夫在解释为何在市况不好时,大多数人不能赚钱而他能赚钱时,号称是内部消息,居然把不诚实和不公平竞争当成自己的优势。投资者应将注意力集中在资金管理者的品行、投资能力上,并尽量忽视资金管理人的社会地位、推介会的豪华程度等因素,而这正是麦道夫用来吸引投资者的东西。当然,麦道夫也经常参加慈善晚会,这同样与投资业绩无关。
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发表《关于公布2005年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的公告》后,方舟子指责院士候选人肖传国存在“脚踏两只船”、“用会议摘要冒充论文”、“履历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该文被《北京科技报》刊发后,搜狐网站予以转载。肖传国就此提起诉讼,将方舟子,以及牵扯其中的北京科技报、北京青年报、搜狐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等诉至法院。
方舟子早已是职业“学术宪兵”,他将学术打假视作自己的事业。能有方舟子这股热情,对缺乏监督的中国学术当然有其益处。但是,在长期的打假、无休止的纠纷中,方舟子的人格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他的这种变化又是否会朝向一种健康的方向发展?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攻击方舟子,而是觉得以他个人的力量,承担起理应由政府肩负的压力,长期如此,不能不使人担心他的身心健康。以肖传国事件为例,方舟子采取的就是不依不饶,痛打落水狗的策略。法理上看,方舟子这样做当然没有什么不妥。但从肖、方二人的恩怨纠葛看,正是方舟子这种带有偏激,眼里揉不进沙子的性格成为事件激化的催化剂之一。
肖氏反射弧理论是否有疗效,在国际医学界又有如何的声誉,这两个问题凭借查找文献就可得到证实吗?严谨说来,仅凭借查找文献是做不到的,必须要有长时间的调查、采访才可得出合理的结论。
方舟子毕竟精力有限,他不可能对所有涉嫌弄虚作假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他和肖传国二人在武汉、北京各打了一场官司,一胜一负,这多少说明方舟子的论点在法理上有其可疑的地方。而肖传国敢于和方舟子两度对簿公堂,多少说明他没有“做贼心虚”。肖传国、方舟子两人骨子里就是“臭味相投”。两人狭路相逢,不决出胜负,谁也不会甘休。
从另一个角度看,肖传国、方舟子都是政府公信力“在合适的地方不合理地缺失”的牺牲品。如果政府有处理学术不当的权威机构,肖传国就用不着担忧名誉受损,铤而走险;如果政府有处理学术不当的权威机构,方舟子也就不会选择现在这样的生活。比如在汪晖涉嫌抄袭的事件上,政府再次“无为”,作壁上观。这非常可笑。以德治国叫得震天响,对事关道德、人品的著名学者涉嫌抄袭事件却不闻不问。
正是由于政府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使“窃国者”胆大妄为。怀揣正义感的方舟子看不惯这样的状况,于是想以一己之力着手改善。在这种情形下,方舟子与他的“敌人”完全是在一场没有裁判的擂台上搏斗。没有裁判,双方的行为难保都能受理智的控制,有时意气用事在所难免。这次是肖传国的意气用事使自己受牢狱之灾,下次也许是方舟子意气用事……整个过程中,政府就像“多行不义必自毙”故事中的郑庄公:静观事态发展,等待时机解决该解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