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泽的另一番话，或许让慈禧更为动心，那就是：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立宪，直到明治二十二年才开国会实行宪政，大清国“可仿而行之”。这就是说，朝廷可先宣布预备立宪，宣布得越早越利于稳定国内局势，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可待民众宪政知识完备、朝野共有“望治之心”时再说。
慈禧十分欣赏“预备”二字。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因为要依次传阅载泽、戴鸿慈和端方的奏折，而每封奏折均甚长，以至天黑“不及议而散”。次日，会议在外务部公所继续召开。军机处首领庆亲王上来就定了调子：应该立即实行立宪。既然考察大臣都强调立宪制度让西方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君主立宪之后太后和皇帝的权力“虽略有所限，而荣威则有增无减”，那么这种“有利无弊”之事何乐而不为？况且，立宪是目前全国新党们的呼吁，中外报纸和海外留学生们慷慨激昂也是为了立宪。民声如此鼎沸，若“舍此他图”，无异于“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军机大臣孙家鼎提出：“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要点，则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譬之重心一移，则全体之质点均改其方面。此等大变动，在国力强盛之时行之，尚不免有骚动之忧；今国势衰弱，以予视之，变质太大太骤，实恐有骚然不靖之象。似但宜革其丛弊太甚诸事，俟政体清明，以渐变更，似亦未迟。”孙家鼎，咸丰年间状元，历任工部、礼部、吏部尚书，曾为光绪皇帝的老师，戊戌年间力主变法图强。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反对费时多年逐渐变革，认为只有大变才能振奋民心，使民众的观念与精神趋于符合宪政之要求。孙家鼎还是坚持认为：“今国民能实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上虽颁布宪法，而民犹懑然不知，所为如是，则恐无益而适为厉阶，仍宜慎之又慎乃可。”直隶总督袁世凯反驳说，天下事势，没有常规。昔日欧洲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今日中国只能使国民因“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而令国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正是“吾辈莫大之责任”。但袁世凯同事也表示，立宪会使国家面临诸多费时之事：“以数千年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大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当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至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至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也。”军机大臣瞿鸿禨表示认同，言一旦预备立宪，诸事必会繁重，“当以讲求吏治为第一要义”，只有在具备地方自治的前提下，才可能避免整个国家的纷乱。瞿鸿禨，同治年间进士，庚子事变中随行护驾至西安，深得慈禧信任，后任工部、外务部尚书兼政务处大臣。会议的最后，醇亲王载沣说：“立宪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与否，又在难必之数，则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矣。”
第二天，与会大臣面见慈禧和光绪请渐行宪政。
十四天后，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此时，距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回国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史书记载：“其间大臣阻挠，百僚抗议，立宪之局，几为所动。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可知也。”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即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光绪皇帝颁布上谕：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皆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著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钦此。这是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