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它、蔑视它，乃至曲解它。
理由很简单：对于一个政权来讲，改变其政治体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
清廷预备立宪的意义在于：一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封建政权，准备打破在这片国土上实行了数千年的帝制制度，毅然决然地公开宣布了变革国家政体样式的愿望与决心，其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胆量是难以想象的，其必须具备的卓识与远见也同样是难以想象的。作为拥有最后决定权的慈禧，她明白地知道，改变大清帝国的政体，改变祖上留下的律例，势必会面临空前的政治挑战和社会危机，因为近代化国家的要义与现行体制之间存有深刻的利益冲撞。也许会面临空前的政治挑战和社会危机，虽然她无法预料种种后果，而其惊人之处在于宣布立宪就意味着她准备承担任何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慈禧的决策是迫于外部压力，抑或是出于内心的无奈，也无论她在上谕中依旧藏有“大权统于朝廷”、“妥议立宪实行期限”等政治玄机，仅就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而言，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这一举动，足以让后人对处于垂暮之年的慈禧另眼相看。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全国为之惊喜和狂热。各地大学堂连日举行盛大集会，会场上无不欢呼雀跃。扬州商学会更是为国人创作了一首《欢迎立宪歌》：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
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
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
天语煌煌，奠我家邦，强哉我种黄。
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
四千年旧历史开幕。
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在今朝。
古维扬，新学界，侧闻立宪同罗拜。
听我此歌，毋再蹉跎，前途幸福多。既然能够“和平改革都无苦”，而且“前途幸福多”，不山呼“大皇帝万岁万万岁”，中国人又能有什么更加激情的表达？
政治体制变革，是一件极为复杂和艰难的事，由传统的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体变革，因其变化幅度巨大而操控难度更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政局混乱乃至政权倾覆，这一点慈禧很清楚。尽管是预备立宪，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制国家来讲，变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政体变革从行政改革开始，这是一般的规律。
成功的官制改革能为宪政的实施奠定运行基础。
礼部尚书戴鸿慈和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臣等窃观日本之实施宪法在明治二十二年，而先于明治七年、明治十八年两次大改官制，论者谓其宪法之推行有效，实由官制之预备得宜。诚以未改官制以前，任人而不任法；既改官制以后，任法而不任人。任人不任法者，法既敝虽圣智犹不足以图功；任法不任人者，法有常虽中才而足以自效。“任人而不任法”，“任法而不任人”，可谓一语中的。
一个国家是人治还是法治，此为专制制度与宪政制度的本质区别。
戴鸿慈和端方认为，大清的官场弊端滋生以至呈蔓延之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品性与才智不及他国，实在是因为“任人而不任法”的政体缺陷太多。
没人知道慈禧是否真正明晰宪政制度的内涵。只是，她应该清楚大清帝国吏治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否则，她也不会在精心措辞的上谕中明确表示：“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