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面临两大严重考验：是否变革帝制痼疾，以顺应时代发展；是否变革满人专权，以化解满汉冲突。对于执掌帝国政权的清廷来说，历史似乎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节点上：要么承受这样的考验以求脱胎换骨，要么固守成规任凭各种原动力逐渐瓦解了整个王朝。
对慈禧的影响最大的是辅国公载泽的奏折。
载泽，嘉庆皇帝一系的皇族子弟，娶了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儿，成为太后的侄女婿。他自幼在宫中读书，因聪慧通窍、博闻强记深得太后宠信。宣统年间，官至度支部尚书，掌管清廷财政大权，在满族亲贵中以思想开明、富于主见而独树一帜。
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恳请两宫“改行立宪政体，以定人心，而维国势”。他陈述了立宪制度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在君主立宪制度下，皇帝虽然没有绝对的行政权力，但无论政府机构如何变动，甚至政府首脑被弹劾下台，都与皇帝没有任何关系，即“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是“外患渐轻”。各国之所以轻视大清国，除了自身国势衰弱之外，还因为大清国的政体专制陈腐——“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改行宪政”，西方各国就没有鄙视的理由了，他们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是“内乱可弭”。现在国内会党纵横，暴乱不断，革命之说所以能够“煽惑人心”，就是因为总拿“政体专务压制”说事，言“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改行宪政之后，执政文明，法理公正，任何蛊惑之说都会失去借口。至于各省督抚、内外诸臣有人反对，那是因为“立宪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官吏们都有私心，唯恐立宪使“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利必不如往日之优”，因此纷纷以损害君权为名加以反对。这些人“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朝廷切不能为了他们而“只顾目前，不观久远”。为了让太后通晓什么是“皇位永固”，载泽在奏折中特别开列了立宪之后君主仍可享受的十七条专权：一曰，裁可法律，公布法律，执行法律，由君主；
一曰，召集议会、开会、闭会、停会及解散议会，由君主；
一曰，以紧急敕令代法律，由君主；
一曰，发布命令，由君主；
一曰，任官免官，由君主；
一曰，统帅海陆军，由君主；
一曰，编制海陆军常备兵额，由君主；
一曰，宣战、讲和、缔约，由君主；
一曰，宣告戒严，由君主；
一曰，授予爵位勋章及其他荣典，由君主；
一曰，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由君主；
一曰，战时及国家事变，非常施行，由君主；
一曰，贵族院组织，由君主；
一曰，议会展期，由君主；
一曰，议会临时召集，由君主；
一曰，财政上必要紧急处分，由君主；
一曰，宪法改正发议，由君主。如果什么都“由君主”，还是立宪政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