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历史上罕见的清官故事被编成各种形式的戏曲传唱不已——中国人对道德的约束力永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大多不明白，从根本上讲，官场贪腐不仅是道德沦丧的问题，而是国家的行政体制存在巨大缺陷。
慈禧太后虽然老了，但思维还很清晰。她知道，目前清廷的危机，最重要的并非满汉之间的势不两立，而是民间对朝廷积怨太深。如何化解积怨？靠獬豸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在顺应民意的情况下，尝试着改一改政治体制。不然，大清王朝真的要完结了。应该说，除了革命派的武装暴动和立宪派的强力呼吁，来自清廷权力系统内部重臣大员们的压力，也是促使慈禧下定决心实行政体变改的重要原因。自一九○五年起，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封疆大吏，或联合上奏，或个人密奏，都极力主张改行立宪政体。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七月初七，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近年不逞之徒，倡为排满之说，与立宪为正反对。奴才愚见，以为宜服从多数希望立宪之人心，以弭少数鼓励排满之乱党。拟请饬下廷臣，迅将我大清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二大端，提议编纂，布告天下，必可永固皇基，常昭法守。至各省绅商所设地方议会，实有关于立宪基本者，如主持得人，宗旨甚正，似可加以考察，量为扶助，使信徒渐广，皆趋于宪政之一途，乱党煽惑愚民之力，当不戢而消。尝考古今制法之源，在乎合一国之人，能自部勒，以立纪纲，日进于不可侮辱之域。现在内患外侮，极为可忧，苟中外臣工仍以敷衍苟安为计，以倾轧排挤为能，恐安危之数，不在党徒之煽乱，而在政论之纷争。伏愿我皇太后、皇上施纲断之天聪，责宪政之实际，申儆臣工，力图挽救，以巩圣祚，以遏乱萌，天下幸甚。端方的见识可谓切中时弊。
五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宪政制度，是慈禧作出的一个重大决定。
但是，无论是朝廷重臣还是满族贵族，他们给慈禧传达的都是这样的信息：如果不实行立宪制度，任凭内忧外患蔓延，大清国就会走到极其危险的边缘；而如果与日本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不但可以平息国内的重重积怨与愤恨，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皇权永固”——包括慈禧在内的皇室成员权威依旧，日本的天皇不就是个例子吗？
皇权依旧，这是对立宪制度的严重误读，也是对慈禧的严重误导。
尽管五大臣被炸了，但炸弹是真的，立宪也是真的。
耽误了几个月之后，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考察宪政的大臣们还是出发了。
除了以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替代了徐世昌与绍英之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基本未变。从代表团的规模和组成上，可以看出对于立宪这件事，慈禧绝不是障人耳目地虚晃一枪：除五位大臣之外，代表团成员多达四十多人。为了使这个庞大的考察团不至于浪费朝廷的大笔银两而成为一次“公费旅游”，慈禧太后在选择代表团成员的时候定了“心地纯且有真识卓见”的标准。最后确定的成员的基本情况是：内阁中书一人，翰林编修五人，商部员外郎和主事六人，户部郎中和主事三人，兵部员外郎和主事二人，刑部郎中一人，海陆军成员二十人，道府级官吏十三人，知县和县丞级官吏四人，参将和统带三人——代表团的组成囊括了政、军、商、司法等各个部门，既有文职也有武职，既有朝廷大员、政府要员也有地方县一级的官吏，既有科举出身的汉人也有满族权贵子弟——这几乎是大清王朝权力系统的一个微缩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