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坦然承认自己是多变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多变说长道短。他认为，对的时候就坚持，错的时候就放弃，只要光明磊落就不会心存不安：……故自以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康有为）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位友中，亦颇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违。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社会之一责任而已。梁启超不但放弃了之前深信不疑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而且还放弃了曾经极力推崇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他认为，无论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拯救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即专制，前提是这个专制必须是“开明”的。
梁启超的转变令所有的人猝不及防。
美国，世界上最为自由的民主共和制国家，也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新兴国家。梁启超在美国驻留七个月，他惊叹于资本的力量营造出的巨大建设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的各种弊端，其中特别敏锐地指出了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所谓‘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骎骎乎有‘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之意。”——此话出自百年之前，着实令人惊叹。通过对在美华人和华人社团的考察，梁启超体察到华人种种令人扼腕的缺点：没有政治热情和能力，保守和守旧之心顽固，缺乏高尚的生活目的等等。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素质低下的中国人“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意欲自杀其国矣。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合。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梁启超毫无隐讳地宣称，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任何努力，犹如夏天穿皮衣、冬天披薄纱般不合时宜。皮衣和薄纱自然是好东西，但穿在中国人身上就会犹如时节错位。中国人只适合在专制制度下生活，如果要想享受民主与自由，必须先进行三五十年的民主教育，否则必会出现这样一种结局：“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其在此等之国，破此权衡最易，既破之后而欲人民以自力调和平复之，必不可得之数也。其究极也，社会险象，层见迭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于一人之手，而自贴耳复为其奴隶，此则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生也。”
就长期生活在封建帝制下的国人的民主意识、社会意识乃至公德意识的低下，引申到国人顽固的民族劣根性是否适应现代民主政治以及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这一话题始终是关乎中国人政治命运的核心辩论内容。
辩论延续至今，而话题的引领者当属百年前的梁启超。
梁启超不断的自我否定，无不是出自对中国进步的渴求。
曾几何时，在梁启超笔下，封建专制制度罄竹难书：“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万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然而，美国之行却让梁启超成为一个坚定的“过渡论者”。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变革，都有各自的过渡方式，英国是和平过渡，法国是革命过渡，德国和意大利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实现的过渡。而中国既不能共和立宪，也不能君主立宪，那么适合中国的过渡方式是什么呢？梁启超认为是“开明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