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在美国本土的总注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孙中山决定前往欧洲。
如果论及孙中山此次美国之行的收获，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属三民主义理念的正式提出。这一理念的形成，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有一个模拟的过程。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记载：先生在旧金山，论及设会，必先有主义；主义固定，乃能成功。林肯主义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所谓民有、民治、民享。主义愈简单明了，愈生效力。今设同盟会，党纲宣言，予意提出三民主义：一曰民族，此中国排满革命主义；二曰民权，此世界建设民主政治主义；至于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策，欧美风靡，他日必为世界人民福利最大问题，无适当名词。予进曰：事不过三……正德、利用、厚生……林肯以三民宣言，先生开党，首定三民，亦约法三章也。先生推案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直到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的演讲中仍有这样的解释：“林肯所主张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回想兄弟在海外的时候，外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总拿这个意思来问我。兄弟在当时苦无适当的译语回答，只可援引林肯的主义去告诉他们。”
有史料记载，孙中山的欧洲之行，是受中国留学生的邀请。
留学生以湖北人为主体。
湖北的革命组织起始于吴禄贞。
一九○二年，吴禄贞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回国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训练新军的教官。这个本应为大清帝国训练正规军的教官，却热衷于推翻大清帝国政府。他在武昌花园山的一座寓所内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往来于这个联络点的多是学界青年或归国留学生，各省的仁人志士来武昌也都到这里接洽。同仁一致认为，革命如果群龙无首，便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孙中山。
青年们的活动逐渐被官方察觉，为了消除隐患，新任湖广总督端方一上任，便决定让更多的学生离国出洋。他把即将出国的学生分成两部分：反叛倾向激烈明显的，派往遥远的德国和比利时；思想和心绪比较稳定的，派往邻近的日本。端方的这一决定是秘密实施的：半夜里下达公文，限留学生清晨即到官署报到，下午登船出发。常在武昌花园山聚集的学生，基本都被派往欧洲了。他们对端方十分不满，甚至决定绝不离开湖北。但有人却说，事到如今，身不由己，只要出洋就有可能寻找到孙逸仙，这不是对革命大有好处吗？于是，大家怀着这样的目的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
无法理解清廷大员的思维逻辑：为了平息青年学生的反叛情绪，用朝廷的钱把他们统统送出国，送到他们乘轮船都要走一个月的遥远的欧洲去，大清王朝于是就能安全了——让青年们接触西方文明，学成回国之后，对于大清帝国来讲不是更加危险吗？
历史将证明清廷官吏的思维是何等的愚蠢。
不久之后，当端方被革命党人按在板凳上砍掉脑袋的时候，没人知道他是否曾为当初的决定万般悔恨。
孙中山到欧洲的旅费，来自黄三德赠送的三百美金、致公堂筹集的七百美金和留美学生的若干捐赠，这些钱在购买船票之后所剩无几，因此到达英国的孙中山立即陷入囊中如洗的窘境。
刘成禺，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他在孙中山到达伦敦后不久，将其拮据的状况告知了留学德国的湖北籍学生朱和中和留学比利时的湖北籍学生贺子才。不久，孙中山接到了朱和中汇来的一千二百马克和贺子才汇来的三千法郎，他立即动身前往比利时。
湖北籍的留欧学生终于实现了寻找孙中山的愿望。
他们和孙中山在距中国万里之遥的布鲁塞尔进行了长谈，这是一次关系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前途的历史性的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