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高官的阎立本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命伏在池边画鸳鸯,感到十分羞耻。告诫子孙勿学绘事。
各国宫廷或议会大厦里,总张挂着皇亲国戚及历届首相们的油画肖像,仿佛是博物馆的画廊,也许有人会欣赏这些肖像艺术,其实这些画只是起了彩色照相的功能,画师虽竭力美化帝王将相们的风度,但在真正艺术家的眼里,全不重视这些作品。仅仅由于画了当政者的像就吹捧作者,必然引起后代或当代美术界的反感。但,如作品真是具有出色的艺术性,情况就不同,西班牙的戈雅不摇尾乞怜,笔下不留情面,偏偏刻画了帝后们凶狠的内在本质,虽冒犯了皇上,却留下了千古绝唱的杰作,帝皇也因画而流传了。这令人想起凌烟阁功臣像,将功臣们的画像陈列起来让后人瞻仰.属承前启后的兴邦之举。今天这些画像全消失了,画家亦已失传,幸画帝王之像的杰出画家阎立本兄弟及作品尚流传至今,成为美术史的瑰宝。不过当了高官的阎立本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命伏在池边画鸳鸯,感到十分羞耻。告诫子孙勿学绘事。照相机发明后,记录人像的需要与美术的审美功能有了分工。有利于美术的独立发展,有利于发扬人类的审美情致,展拓文化领域。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中国古训重视为民造福的良相,退一步,也应作为民除疾的良医。万世瞻仰的名相毕竟不多,古今世界的政治人物中,倒不少奸诈的政客,一味谋私,着力与权势之争,为人民所唾弃。真正的政治家是伟大的,永保赤子之心;为国为民,献智慧,鞠躬尽瘁。中外历史上大部分首脑们政绩平平,那些宫闱里悬有肖像的帝王将相们大都已为人们忘怀。安徒生不是首相,议会里当然没有他的肖像,他的肖像出现在酒店里、商店里,出现在全世界,全世界都有卖火柴的女孩。到哥本哈根的人们并不想去看议会大厅里的历代首脑们的肖像,而大都愿渡海去寻安徒生那几间简陋的小屋。其实旧居有什么可看呢,一样的平民或贫民生活,从曹雪芹、鲁迅、雨果、都德、莎士比亚、米勒、梵高等人的故居中、绝不见预示将出现伟人的圣光,圣光也许是有的,就是民间甘苦。一位同行的友人看了安徒生故居后说,他早年学英文时,有两篇文选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卖火柴的女孩》舆(最后一课》。显然,国家贫穷又不断遭侵略,便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心理结构的基本因素。安徒生故居高悬着国旗,这是丹麦人的骄傲,如果遥远国度里有孩子说不清丹麦的位置,只需启示他:就在安徒生家里。
西方在绘画中联系到诗,则始自法国十九世纪大诗人波特莱尔。
在日程十分紧凑的访问中,我仍挤时间参观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及比利时的艺术博物馆。这些环境优美,人口稀少,工业发达的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美术馆的规模舆气派欲与英、美、法、意等国媲美。他们也展出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及西欧的现代艺术,虽也有少数杰出之作,但总的看来,基本是属于二、三流的作品。从其陈列布置看,主要是突出了本国的作品,这一观点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正如日本的县立美术馆,必然突出其本县作者的作品。人们不断在谈欧共体,参加不参加或能不能参加欧共体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从艺术角度看,欧洲国家,无论是东欧、西欧,南欧、北欧,无论是大国小国,无一例外地统统受控于欧共体。如果政治上应求同存异,艺术上则力争求异存同;欧洲各国的艺术家都想冲出欧共体吧,确乎不容易。看北欧诸国的艺术发展,从古代到现代,那发展的轨迹也就是西欧艺术发展的轨迹,或者几乎是平行的。有些作品显然是模仿之作,但仍被珍贵地陈列着,作者有灵,当感怀于九泉,愿祖国从他们这些垫脚石的躯体上长出独特的新苗来。挪威的蒙克是国际知名的大画家,国家予以高度重视,国家画廊为他开了三个专厅,并另有个人博物馆,他的一件名作《呼喊》被盗,终于破了案,原作又回到了馆内,这曾成为国际新闻。我去参观时,遇上电视台正在摄制蒙克展厅的资料,挪威观众那种对作品尊敬虔诚的神情,使人感到似乎是置身教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