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行
--非洲诗歌节漫记
北岛 旅美诗人
在一个人权讨论会上，塔哈赋予个人主义最新的含义，"撒哈拉人"呼吁用无政府主义来对抗美国文化入侵。我厌倦了人权的空话，对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撒哈拉人"表示赞同。
一
从纽约到约翰内斯堡，飞机整整飞了十四个小时。
我坐窗口，一个大块头白人卡在我和一个黑女人中间。他先跟那女人闲聊，然后转向我。他是南非的银行职员，住在约翰内斯堡。他对九四年南非政权过渡后的情况并不满意，"你知道，还是同样的危机。"问到我，说，"你准是和这位女士开同一个会。"他倒吸气，腾出空间让我们说话。那女人叫罗娜（Lorna），宽脸阔嘴，长得十分喜庆。我一边喝南非红酒，一边查看诗歌节的资料。罗娜在牙买加，牙买加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地球上，地球在天上……
我醒来时感到窒息。大块头睡着了，他的一身肉松弛下来，溢出座位。我赶紧打坐入定，抗拒幽闭恐惧感。
到了约翰内斯堡，转飞机还要等三个多小诗。我在小吃部遇见罗娜，她喝茶，我喝芒果汁，我们累得找不到话题。我问她是否注意到旅客中黑人极少。罗娜说，黑人们只待在地上。而牙买加的罗娜飞来飞去。她不住在牙买加，住美国，在密西根大学教写作。我也在那儿待过。她突然忘了某个熟人的名字，愣住了，眼睛茫然。她保证，只要好好睡一觉，她肯定会想起来。
到德班（Durban）天已黑了。德班是南非最大的港口城市，一百多万人。摇曳的棕榈树和英国殖民风格的建筑，那是午夜帝国的热带梦。沿海岸是全世界哪儿都能见到的那种大饭店。我们住在"蓝水"旅馆。从窗户望去，层层白浪在黑暗中推进。组织者警告我们，晚上不能单独上街。据说，南非的犯罪率是纽约的六倍。我回到大厅，罗娜也下来了。我们被带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我的老朋友布莱顿（Breyten）紧紧搂住我。我管他叫"基督"，不仅因为长得像，更主要的是他那双镇定而悲天悯人的眼睛。他在这块土地上坐了七年半牢，又在巴黎流亡多年。作为诗歌节的策划者，现在终于轮到他当家做主人了。他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今晚是他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一步。他把我一一介绍给在座的诗人。
一个又高又瘦的黑人冲过来，是哈瓦德（Hawad），撒哈拉沙漠的行吟诗人。我们十年前在鹿特丹诗歌节见过。他那时穿披风，在休息厅席地而坐，招魂驱鬼。如今一身短打打扮--中式对襟的蓝布褂子。他英文很差，指指那褂子："巴黎，我买，很便宜。"接着用法文侃起来，我根本听不懂。这是他的风格--和骆驼一起待久了。
我坐在加拿大诗人派垂克（Patrick）旁边，再过去是荷兰诗人儒尔（Jules）对面是派垂克的companion，加拿大女诗人罗娜（Lorna），另一个罗娜。英文companion指的是长期同居者，中文很难找到相应的词。
派垂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作为加拿大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中国时，总是被人围观，指着鼻子喊："白求恩，白求恩。"他真有点儿像白求恩，前额很宽，秃顶，不过眼神不同。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相比，他少了些热情，多了些怀疑，是原子时代的幸存者"白求恩"。在北京，他厌倦了官方的安排，很想找到我们这些离经叛道者，可作协的人闪烁其词。到了西安，在翻译的安排下，他终于见到了几位当地的青年诗人。
加拿大的罗娜和荷兰的儒尔争得面红耳赤，为的竟是好莱坞电影《铁达尼号》。罗娜全面否定："陈词滥调，煽情，毫然价值……""什么？"儒尔像公鸡昂起脖子："那是激情！当男主角站在船头，"他挺胸展臂，作飞翔状，"懂吗？生命的激情！"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模样：长脸，嘴角倒勾，油亮的黑发紧贴头皮，向后滑去。他一身黑--墨镜黑西服黑领带，一个不锈钢箍扣住领结。简直像个意大利黑手党。
我决定诗歌节期间尽量躲他远点儿。
第二天吃早饭，我跟罗马尼亚女诗人阿娜（Ana）坐在一起。说起来，我们错过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八六年春天，在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一个小剧场，主持人迈口（Michael）宣布，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原因，阿娜得不到出国的许可，不能来参加朗诵会。十二年过去了，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她当年想出出不了国，我现在想回回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