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头黄了嫩了，在旧历三月的乡下，正为冬末春梢，黄嫩如河边的一芽儿新生豆菜，拖着淋淋湿润。在这又黄又嫩的日光里，马家峪村的岭梁沟壑，起伏成九月间雨水孕养的山洪，一波一浪，推到远极的地方。置日头还没出来，东山东天才薄着一抹光色，海连长同乡里管民政的吴干部，把我的骨灰装进一个帆布提包，就早早走出了刘街村，踩上了通往马家峪的岭路。日头仿佛是被他们找出来的，问了个去刘街赶集的乡人，说往马家峪去从哪走，那赶集的人回身一指，日头就从他指戳的地方升了出来，先是一片金红灿灿的血渍，涂抹着岭岭梁梁，后在海连长与吴干部不经意的时候，成了一圆和往常无二的日头，暖暖地晒着梁上的寒意。空气里有黄土的腥鲜和麦苗甜腻腻的味道。我在骨灰盒里又闷又胀。对面的山梁上，有往田里送粪的村人，粪臭味在这早上的清新里，顺风而下，像一条汩汩潺潺的河流。吴干部前面走着，海连长紧随其后，我在海连长的提包里颠颠荡荡，骨粉像秋风里腾起的灰尘，雾来云去在木盒里。有一辆牛车，背对着日光走来，如同从日头里出来一样。迎着牛车去看那日头，仿佛日头里有影影绰绰的一个牛棚牛圈。牛蹄声，得得当当，由远至近，很像十五年前那个冬天的最后几片枯叶，飘落在马家峪的岭梁上。我就是乘着那辆牛车，离开了马家峪，到了刘街我的舅家。那辆牛车迎着我们走来，渐渐近了，我看见那上边坐的依旧是马姓的老人马四爷，他袖着双手，鞭子插在身边。吴干部问他马家峪还远吗，他用手指了一下，说不远，一会工夫的路，然后就从我们身边缓缓走过，自远至近，像马家峪的影子，遂又自近至远地消失，朝着刘街的方向。眼下，那牛车的铁轮，换成了马车的胶轮。没有了铁轮的叮当，牛蹄声显得沉默而又孤寂。
终于，马家峪被海连长们找了出来。一脉山腰，几十户人家，散成一个小村。新起的瓦房，零零散散地竖立，显着这个年月在乡间的气候。一群狗，在村田里追逐着。从田里回来的村人，去时挑了草粪，回时挑了几块石头，倒在门口的石堆上。并不见石堆长大，可那石堆却是这样一担担挑了出来，到了盖房时候，已经不差多少够了地基。海连长穿了百姓衣裳，提着我走入村子时，已是早饭时候，村人们从各自家中出来，到我家门口的槐树下，热热闹闹地吃喝。那槐树下摆了一个一个有平面的石头，村人们就蹲在那石头上，手里夹了白馍。我在村里时，吃馍是过年的事情，现在想必日子是好了。在老远的地方，我就看见靠着老槐树的那块大沙石上，坐了我的邻居贵德伯；东石上，是村西的仁德叔，西边是七婶子。七婶子已经老了，头发染了灰白。正在我家门边的是二拐子。二拐子立在石头上，大声地说洛阳他的大伯家，说那还算他奶奶的熊家呀，他自己的孩娃成亲了，分家啦，每个星期日回去看看吃顿饭，我大伯还让他孩娃一家三口交饭钱。我那大娘才他妈不是人，退休了，在家领孙子，领一个月竟让自己儿媳交她五十块的带孩娃钱；这天下还有奶奶带孙子收钱的理！二拐子的嗓子很大，说话时恨不得烧了他大伯一家人，话完了，饭场上静默着，村人都满腹惊奇。七婶的脸上，硬了一层木呆，过了半晌，她信信疑疑，像问别人，又像问自己说：
“不会吧？”
二拐子从石头上下来。
“我骗你们是孙子。”
一个男人朝二拐子近处站了站。
“你每次去洛阳卖肉墩儿，不都在你们家吃饭嘛。”
二拐子把头昂起来。
“我二拐子不做马家峪人做不出来的事。”
再问，二拐子便算盘细账，说第一次去，给伯家留了一个大肉墩，吃了他一碗干米饭；第二次捎了十斤花生米，又吃了他一碗干米饭；第三次去捎了半袋板栗核桃，还是吃了一碗干米饭。到末了，马家峪人就齐口同声，说外面的人不是人，世界也不是好世界。说如今的世道，都让那城市的教养染坏了，先前去刘街赶集，饿了到谁家都能讨出一碗饭，眼下再去，讨一碗水喝，也要收你二分钱。这样说着，有一番议论，海连长和吴干部就到了我家门前，立在了那饭场中间，问说这是马家峪吗？答说是的。又问谁是生产队长，答说没有生产队长，说地都责任过十年了，生产队早就解散了。海连长于是就睁大了双眼，求救似的看着吴干部，吴干部朝前走了一步，说我是乡里来的，想找找你们村的村干部。答说我们马家峪就没有村干部，连一根干部的毛毛也没有。
吴干部脸上硬了惊色。
“那村里出个事情谁负责。”
二拐子拐到吴干部正对面。
“马家峪不是刘街，大白天敢哄抢我的苹果。”
吴干部望着二拐子。
“村里总该有个村民组长吧。”
二拐子说：“要啥村民组长啊。”
吴干部说：“好歹总会有个主事的人。”
二拐子说：“我们有事都跟四爷打商量。”
吴干部说：“四爷是谁？”
二拐子说：“是四爷，在村里年龄最长，辈分最高。”
吴干部说：“四爷家住哪？”
二拐子说，四爷到刘街给村里拉化肥了，你们有事跟贵德伯说。然后，回身叫了一声贵德伯。贵德伯从老槐树下的石头上走下来，上上下下看了吴干部，又看了海连长，说你们不是来搞计划生育的吗？吴干部说不是，车转身指着海连长，说他是从部队来的，我是乡里的民政干部，来商量一件安葬的事。吴干部说出安葬时，脸上很吃紧，像人在城内，城门已经被人攻开了。然贵德伯却说，不是计划生育，天塌的事也等吃过了饭说。接着，他把头扭到一边，问谁家有新馍？七婶说我家是今早新蒸的，让娃他爹拉煤做干粮。拿出来几个，贵德说着，把目光落到一个孩娃身上，说你回家搬两张凳子来，那孩娃就端着饭碗小跑回去了。接下，他在饭场上走了半圈，说仁德，还就数你家汤好，仁德叔就起身回家了。工夫也就一丁点，回去的都又来到饭场上，在那饭场的中央，摆正了一张高条板凳，两个矮小凳，高凳上有了两碗白面汤，四个白蒸馍和一碟生葱菜。贵德伯说吃吧，乡下没有好吃食，天大的事也得吃完了饭再商量。话味道是硬得不容商量的。吴干部和海连长相互瞅一眼，便都明白了马家峪的风情，也就坐下吃起来。
饭场里有了外面人，立马就荡起热闹了，但凡马家峪的少老，几乎全都走出了门户，且到这饭场时，手里都要端来一碗饭，或拿来一个馍，再或端来一盆菜，摆到海连长面前，说尝一口我家的吧，你们来一次村里不易的。这么着，那条凳上便摆满了碗盘，有烙馍、油馍、玉蜀黍汤、大米汤、面汤，稠的稀的，条凳上摆不下就搁在地上。端来了那么一碗，似也有了入饭场相陪的资格，马家峪人便都云集在我家门口，围着海连长和吴干部，看他们吃饭，也问些长短。谁家的鸡咕咕叫着走进饭场里，被女人们赶走了。一条黄狗从村人的腿下钻出来，卧在海连长身边，贵德伯咳了一声，过来了那狗的主人，朝狗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骂说滚出去，分不出个场合！那狗就夹着尾巴出去了。
太阳已升至岭坡，热光一竿一竿，暖着这冬末的三月。在海连长的提包里，我觉得那浅绿的帆布，有薄薄的一层火温。想马家峪的村人，十年二十年，竟没有啥儿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