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杰出代表的。
鲁迅虽然曾在政府部门任下级官员，但随着文名渐隆，就感到越来越不适应官僚体制。后来又在大学兼职，负有教导青年的责任，更觉两者难以兼顾。实际上他正因支持学生运动被当局罢免过官职。他后来终于弃政从教，就是想在比较自由的氛围里做社会和文明的批评。当南方的大学被党派斗争的鲜血染红、教员自由发言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他就到了上海这个当时算是中国最自由的所在。一方面，大一统的局面到来后，租界因为有其特殊地位，成为专制统治不能肆无忌惮施展其威权的地方；另一方面，大量私人编辑发行的刊物和自由竞争的出版业，形成了繁荣的文化市场，使得自由撰稿人可以在大洋场上卖文过活——虽然状态比较艰苦。
周作人除在大学任教外，还能通过写作获得报酬，不太为生计发愁。有了余裕，才能创作，才能耕种“自己的园地”。当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时，文化人的自主和自立性就消失了。周作人后来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傀儡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没有起码的生存保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三弟建人呢，因为没有优裕的生活，在大都市里为生存艰苦奔走，在著译方面就难有两个哥哥那样的成绩。而且，生活条件的差别也是最终造成他们兄弟分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周氏兄弟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在新旧交替时代，他们怀着济世救民的愿望或者独善其身的性情，在混乱的社会上挣扎谋生，寻找出路。因此说，周氏兄弟命运，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代表了批判意识，代表了文化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本是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稀缺物。
而且，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因此他们的思考和选择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像他们一样，我们今天也在呼唤着文艺的复兴。
虽然文艺的繁荣不一定同社会发展同步，安逸的时代往往难以产生伟大的文学。常常是在战乱、贫穷的时代，产生出激越的、血脉贲张的英雄人物，创作出优美的文章。“文章中，我最爱用血写成者。”这是德国作家、思想家尼采的名言。鲁迅青年时代服膺尼采哲学，极喜欢这句话。而鲁迅的文章也正是用“血”写成的，人的声音，真的声音。
这种时代的强音，大家都以不能复现于今日而苦恼。这种对民族先贤的崇敬，对现实的关心，对民族创造力发挥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时代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强求。我们没有鲁迅，没有那种有个性的，有勇气的，敢于战斗的知识分子，是我们时代的缺失，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战士。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领域是宽广的，我们的胸怀是博大的,我们的文化有多样的表现形态。中国现代新文化开创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和周作人，除了陈独秀后来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外，其余三个都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坚持不懈。尤其是周氏两兄弟驰骋文坛，专心著译，终生没有中断。他们的文学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一大批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没有周氏兄弟，将是单薄和贫乏的。
这些文化先贤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精神的界域和维度，其业绩对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仍发挥着极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着多元化的趋向。鲁迅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虽然他所达到的那个高度，我们今天仍然须仰视才见。同时，我们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丰富我们的精神领域，对其他的流派，如周作人的风格多进行研究和借鉴。其实，鲁迅也正是在各种风格不同的交汇中，在不同思想流派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因为有了周作人和胡适，鲁迅的精神才显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因为如此，在这些文化巨人之间进行比较，将两个兄弟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