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三兄弟合传的念头来自我阅读过程中的一点感想，乃是有感于兄弟之间这种恩怨和他们那差别很大的命运。阅读了兄弟三人的著作，在兄弟之间进行比较，并且将他们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作家做比较后，我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愈感到有写作合传的必要。
为历史人物做传，不是做诗。自忖没有司马子长的笔力，还是老老实实地从材料出发，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妙，宁可缺少文采。
二
本书的传主既是这么多，再加上他们的亲属、朋友、老师、学生等等，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时间跨度超过百年。然而篇幅有限，只能集中记述三兄弟及相关人物事件，因此难免失之简略。在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全面地了解三兄弟的生平和思想的线索的同时，作者的主要意图是强调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他们所进行的启蒙活动，他们丰富的思想成果，他们那些文学价值极高的文字，他们的人生道路给予后人的启示，都为今天和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应该从他们那一代人的经验里寻找起点。
我们向来把周氏兄弟这一代文化人看成启蒙主义者，把五四运动比做西方的启蒙运动。鲁迅兄弟，还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把当时的中国视为没有一丝亮光的“铁屋子”，屋里的人全都睡熟了，将要死灭。而他们自己有幸最先醒来，怀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大声呐喊，唤醒昏睡的人们，起来把铁屋毁坏，获得解放，从而享受自由和光明。两个弟弟在鲁迅的引导下，也都投身这项工作。
但是后来，他们对启蒙运动的结果感到失望，因为呐喊之声如入荒漠，得不到回应。社会改造的巨大任务，错综复杂，非读书做文章的人所能单独完成。于是他们的角色从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的社会中坚，渐渐变为以自知和知人为前提、以独善其身为必要条件、以改良人性和批评社会为奋斗目标的知识分子，取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
朝代更迭，往往带来王纲松弛。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汉朝末年，国家分裂，又出现了自觉的文人群体。按照对这一时期文学深有研究的鲁迅的说法，文人获得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魏文帝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被视为文艺独立于政治的宣言。鲁迅一生服膺魏晋文学，狠下过研究功夫，思想和文风都深受影响，以至于二十年代有人对他的学问文章下了这样的评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指托尔斯泰，“尼”为尼采）。在那篇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他深刻地揭示文艺与社会对立时文人的处境和心态，到上海后发表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直到晚年，他对魏晋文学中表现的独立精神的高度评价也没有改变。
这两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过后，中国人一步步陷入科举制度的圈套不能自拔。社会上人们普遍做着升官发财、作威作福的美梦，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实际政治操作，而忽视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有对政治实施监督和批评的巨大作用。这是中国思想畸形发展的结果，是深可痛心的。
清末民初的学子，由于科举考试的废止，有些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曾参加而未考中（周氏兄弟正是如此），后来入新式学堂或者留洋求学，追求新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回国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在西方，大学是研究学术、批评社会和监督政府的重镇，它产生或者包容各种思想、学说。五四时代，国立的北京大学就颇为“西化”，采取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教师在课堂上既可以讲忠君爱国，也可以讲无政府主义。
帝制灭亡，共和脆弱，军阀割据混战，政府频繁更迭，在一向对民众思想控制严密的中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使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