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洗刷“马屁精”
成功讨好慈禧后，张之洞不再郁闷了，因为慈禧肯定会报答他，他早晚会出人头地。短时期内，他也不必再想如何讨好慈禧这事了，因为讨好领导实在有违言官职业操守，还会让人说三道四。
果然，吴可读死谏案平定后，就有人说他趋炎附势，讨好慈禧，是个马屁精。这样的议论很正常，张之洞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官场是那么难混，升迁又是那么缓慢，他不想办法改变一下，能有出头之日吗？
讨好慈禧这事，做了就做了，不必后悔，也不必多想。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为自己正名，证明自己是一个恪尽职守、正义凛然、不畏权势的言官，要以正面的形象示人。怎样才能证明自己呢？张之洞盯上了一件事情——东乡惨案。
● 东乡惨案回放
话说咸丰、同治年间，四川当地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极多，农民负担极重，实际负担要超出国家法定税收五六倍甚至十多倍。而在东乡，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东乡知县孙定扬在当地政府征税的基础上，又向每户农民追加了五六百文。他中饱私囊，肥得流油，农民朋友却被他榨干了，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治元年（1875年）五月，一个名叫袁廷蛟的农民，率领七八百名东乡百姓齐聚县府，要求孙定扬降低税收起征点。孙定扬这厮非但没有安抚百姓情绪，反而恶人先告状，他向上司绥定府知府易荫芝谎报百姓聚众谋反，请求易荫芝派兵镇压。
易荫芝没有听信他的一面之词，于是马上派人到东乡核减税额，这引起了孙定扬的极度不满，他竟然黑白颠倒，向朝廷参劾易荫芝“坐视民变而不发兵”。随后，他又跨级向四川总督文格报告百姓谋反。文格接到孙定扬的奏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奏“各营痛加剿洗”。在他的指令下，四川提督（武职外官，从一品）李有恒率兵诛杀了四百余名东乡百姓，其中有一半是老弱妇孺！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惨案，东乡百姓并没有被那帮畜生的屠刀吓倒，幸免于难的袁廷蛟决定代表受害百姓进京告状。然而，在那个黑暗、腐朽的万恶社会，根本没地方讲理，官官相护更是司空见惯。袁廷蛟状没告成，反被刑部拘禁，随后又被押解回川。
早在三年之前，袁廷蛟就代表当地受害百姓进京控告孙定扬，结果遭到了四川方面的追捕。袁廷蛟被拘捕后，又遭到了严刑拷打。但他很机智，后来竟在押解回东乡途中溜掉了。否则，他肯定会死在看守所。
朝廷在拘禁袁廷蛟的同时，还命令四川总督文格查办东乡惨案。文格对东乡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担心事情败露，头顶的那顶乌纱帽会保不住，于是欺上瞒下，谎报案情。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监察御史吴镇、李廷箫等人就联络了47个朝廷官员上疏参劾文格。文格自知罪责难逃，便将李有恒革职，然后引咎辞职，等候朝廷发落。
文格主动自首，朝廷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是，可朝廷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竟然只把李有恒、孙定扬革职，而文格则仅被降为山东巡抚。原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年，贵州织金人）升任四川总督，彻查此案。也就是在四川，喜欢吃辣椒的丁宝桢，发明了一道中国名菜——宫保鸡丁。
丁宝桢曾在恭亲王和慈安太后的授意下，斩杀了慈禧最疼爱的太监安德海，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不畏权势、刚正不阿的直正官员，他肯定能够为民做主，替民申冤。可这位老兄到了四川后，只顾整顿吏治，发展经济，而对于东乡惨案，就是拖着不办。
他知道这是一起冤案，可他有顾虑：文格在他的老窝蹲着，他要是查出问题，文格肯定会抓住他的一些把柄发难，那样就太得不偿失了。于是，他也决定来个官官相护，一拖再拖，企图把东乡惨案摆平。为了以绝后患，他还命令狱警乱杖打死了袁廷蛟！
丁宝桢处死袁廷蛟后，朝廷又派原两江总督李宗羲赴川彻查此案。李宗羲倒是查清了这个案子，可他觉得这起案子牵连甚广，甚至牵扯到好几位朝廷高官，他压力很大，只好将案情陈奏朝廷。
李宗羲的奏折送达朝廷时，清流党的张佩纶连上奏折，强烈要求朝廷严查东乡惨案，严惩杀人凶手李有恒。尽管事情被闹得满城风雨，但黑暗到家的清政府，直到第二年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两人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案。
然而，恩承和童华都是贪官，他们沿途勒索百姓不说，还收受丁宝桢数万两银子。回京复命时，这哥儿俩当然百般包庇丁宝桢那帮人，朝廷没有查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只好维持原判，并发出谕告：此案为终审判决，所有人都不得再议！看来，东乡冤案似乎成了一桩铁案。没有人能翻案，也没有人敢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