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
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政权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的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之争被杀以外，还有两个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像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可见就算杨修有才，又是袁术的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曹操给杨彪的关于杨修之死的信中，更是很明显地暗示了这点：“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八年（213）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216）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杨彪并不仅仅是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196）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
曹操紧接着就以建安二年（197）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
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站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
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