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觉得我该用他们呢，还是用你好呢？”
韩非回答说：“儒家理论的核心来自周公之礼，主张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都根据两条原则办事：一条是礼，一条是刑。礼是不成文的法典，以褒贬来控制君子，也就是贵族的行为。刑则不然，它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也就是平民。所以《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我的主张则和这一点大相径庭。我所主张的法治，不但和儒家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和秦国以前采用的商君变法，也不尽相同。”
秦始皇问：“商鞅变法，使我秦国变得非常富有，难道你认为他的法治还不够完美吗？”
韩非回答说：“商君主张法治，把法治作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在法令面前，不存在皇族和平民之分，这无疑是对的。但仅有法治还不够，我认为应该把商君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三种思想融为一体。‘法’是政治制度和法令，人不分贵贱都必须遵守。‘术’是国君驾驭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申不害重术而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而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而慎到提出的‘势’，是指势力和权威，有了势，才能保证‘法’和‘术’的实行。如果没有权势，即使是尧舜这样的贤明君主，也无法管理天下。因此，作为国君，必须抱法而处势，只有牢牢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如果君主能够用法和势来统治老百姓，那他根本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事必躬亲，或者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明主就像天，因为他依法行事，公正无私。明主又像鬼，因为他有用人之术，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用术。他还有权威、权力以加强他的命令的力量，这是势的作用。这三者缺一不可，都是君王的统治工具，要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也就是说，具体的事务应交给臣下来做，君主只要牢牢抓住权柄，控制臣下，让臣下效劳就可以了。”
秦始皇听了非常高兴，鼓掌称赞道：“你讲得真是太好了，寡人茅塞顿开，知道以后该怎么做国君了。请先生回馆舍休息，寡人想想该如何安排你。”
韩非没想到自己的主张如此受秦王的重视，心里非常高兴，却根本没料到秦王另有自己的打算。 弹劾姚贾，飞来横祸
秦王赢政与韩非一席长谈后，大为满意。但秦王赢政为人疑心病特别厉害——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有开国皇帝或其同类型人的共同特点，从刘邦杀韩信、彭越，曹操杀吕布，直至明太祖大杀功臣，清代大兴文字狱以至雍正杀年羹尧，洪秀全杀杨秀清、韦昌辉等，大抵如此。
所以，赢政虽然非常欣赏韩非的思想与才华，但又不确信韩非会效忠他，因此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当时，燕、赵、吴、楚四国结成联盟，准备攻打秦国，秦王召集大臣和客卿六十余人商议对策。秦王问道：“当下四国联合攻秦，而我国正当财力衰竭、战事失利之时，应该如何抗敌？”
大臣们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姚贾站出来自告奋勇地说：“臣愿意为大王出使四国，阻止战事发生。”秦王很赞赏他的胆识和勇敢，便拨给他战车百辆，黄金千斤，以及珠宝无数，并让他穿戴起自己的衣冠，佩上自己的宝剑出使四国。这样的荣誉是当时的名臣李斯、吕不韦都没有享受过的，姚贾激动万分，当下便上了路。最终，姚贾没有辜负秦王所托，不但说服了四国停止攻秦，而且还与四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