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虽然说是“意外”，但是他们频繁在我们身边发生。：
有2 500名男性死50%通事故’而女性死于交通事故的例数在100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男性人数都是女性的2.5倍。虽然性别不同，但每年的男女死亡比例却是不变的。如果我们再次询问先前杰弗里·罗斯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妇女，在这个时间，死于这种致命的车祸？答案可能是运气不好、意外、机会等等。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个不同的问题：为什么死于交通事故的男性是女性的2.5倍？你就不可能再回答说是运气不好了，不会每年的运气都这么差吧。
从国际上看也有类似的规律存在。在美国，每9 978万公里德驾程就有一个人死亡。这是英国的近两倍。我曾经在布鲁塞尔坐过一两次出租车，司机的表现就仿佛整个世界都认为比利时很无聊，而他则准备向你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一样。因而毫无疑问，比利时每年的交通事故死亡率都要比美国高50%，而几乎是英国的3倍。
因此，无论个体的悲剧如何，都存在一个交通事故死亡率的规律。这并不是说没有改变的方法。当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强化了对酒后驾车处罚的法律后，交通事故死亡率下降了0 5年后，新南威尔士颁布了配套政策，交通事故死亡率也下降了。可见，发生率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主要的观点是成立的：概率是可以预测的，而具体到哪个个人会遭殃却很难说得清楚。
健康的社会等级，个体或群体的差异我这里要指出的是，健康的社会等级产生的重要原因是不同社 层的人暴露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强调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并不是忽视影响个体健康的决定性因素的作用。如果你暴露于恶劣的环境，而你的父母都活到了100岁，那么这样的条件下，你极有可能比那些父母仅活了47岁的人活得时间更长；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父母生活条件恶劣，47岁就去世了，而你却生活在颇为富足的条件下，那么你比他们活得更长的机会就要大的多。
我专注于环境因素的潜在含义在于，我们可以预测个体对环境的反应。如果你对生活在高犯罪社区感到不祥和恐惧，而你的邻居却对那些随处可见的行凶抢劫、人室盗窃和追车枪杀等感觉良好，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探讨个体反应差异的原因了。然而，如果大多数人都对这种高犯罪率感到恐惧，并因此可以预测这种恐惧产生的躯体反应的话，我们就可以着手研究环境对健康的作用了。
个人倾向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参考马戈·威尔逊( MargoWilson)和马丁·戴利(Martin Daly)对杀人率的研究（参见图1-3）。
这幅图演示的是按行凶者性别和年龄分类的杀人率，受害者和行凶者的年龄接近。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年轻男性中有一个显著的峰，而在女性中则不甚明显。在同一幅图中我们也绘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他杀率，也发现了年轻人互相杀害的情况。两个国家“他杀”的峰值都在20到24岁之间。因此可以预测出在暴力行为产生时，年轻男性所处的状态。
当然有个重要的问题是“率”的大小不一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他杀率的峰值是芝加哥的1/30。
他杀行为的性别和年龄特征的一致性——年轻的男性互相杀害——是进化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物种的进化特征：年轻男性更富有攻击性的趋势。但是这种进化趋势会导致何种结果，却取决于环境：社会条件。有可能是芝加哥的环境导致了这种攻击性的趋势并且／或者提供了把这种趋势转化为凶杀的条件。
我有～个在芝加哥工作的同事，他问我为什么总是去研究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疾病差异的社会条件，而不去研究为什么同样生活在逆境中，有的 人成功了，而有的人却失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知道芝加哥有很多人从来不杀人。我不应该问为什么芝加哥杀人率高，而应该问为什么有人不去杀人。我不应该回避他的问题。谋杀在芝加哥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在贫穷的地方发生更频繁。
健康的等级随处可见，并且对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影响。我们把它带入每个将要考察的社会，无论是在我们称为“贫穷病”还是“富裕病”，中，我们都可以显著地看到这种差别。不同的疾病存在着巨大大等级的现象可以让我们感到乐观。因为如果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健康不平等扩大了，我们就可能有机会使它变小。我曾经提到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水平越差。这留下了一个问题，即社会地位究竟是如何产生健康差异的。这将是后面几章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