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飞访谈:他从未想过发表(4)

他从未想过发表

朱:几乎六十年的时间,他没有想过发表作品?

周:没有,他认为他的东西拿不出手。

朱:他完全可以达到发表的水平。

周:他脑子里从没有一丝想要发表的念头。他所有的照片,在“文革”的时候几乎都烧了。但他把底片放在一个很大的木箱里,他的底片都带有底片夹,硬纸壳里有透明的薄纸袋,他把底片剪开,一条一条的放在里面,上面写好什么时间,或者用什么相机。我们家里,我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扔东西的,连个盒子、连张纸都不扔。所以家里的东西堆得满满的,箱子堆得高高的,他没有时间去拿,也没想过去拿,也够不到。

朱:既然把洗出来的烧掉,底片保存也是有风险的。新中国早期的私人摄影能够保留下来的文献是很少的。

周:他以前拍的底片,在1949年以后都拿到北京去了。北京那个地方干燥,所以都没有发霉变质,而和他一起搞摄影的小友,底片大都粘在一起了,就没办法用了。这也是老天爷帮忙吧,近两万张底片放在北京的箱子里面,一点没有变质,如果放在上海的潮湿环境里早就完了。

我以前不接触他的东西。2006年,我有一天我从上海回北京家里找东西,无意中看到这个箱子,看到底片,我就问:“这里面有这么多底片啊?”他说:“我以前拍得太多了,也没时间整理。”这是偶然的一句话,当天我的直觉突然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宝贝啊。可能因为我是搞摄影的,对此特别敏感,也可能我是父亲的摄影学生,相信老师手上肯定有杰作。我第二天就跟父亲说“我帮你来整理吧”。当时没有说要给他做展览,结果开始整理起来我就傻了,两万张全都是负片,这我怎么看啊。最后,我请教专家,花钱扫描了全部底片,才得以在电脑上一张张的观看,挑选出近500张预选照片。

2008年,我跟父亲讲,我要帮你办展览,作为他80岁生日的礼物。我父亲呢,一直在出汗,他说:“我这照片能拿出来吗?”他一直不断地追问这些拿出去丢不丢脸。父亲的人生底线就是不能给自己的父亲丢脸,他要考虑每件事情是给鲁迅加分还是减分,他长期以来都有这种压力。所以,他特别害怕自己的摄影如果拿了出来,人家假如说不好可就麻烦了,所以他不敢冒险,宁可不拿。后来,我请摄影专家刘铁生和画家陈丹青到家里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这些照片是很精彩的、很好的,可是他还不相信,背后跟我讲:“他们来是拍我马屁的,一个是你战友,一个是你好友。”

之后,刘铁生去找了李树峰,《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研究所所长,找他来看。他也觉得好,又介绍“爱普生”给我,“爱普生”赞助打印这些照片。我父亲年龄大了,看到我是一片孝心,感觉不好驳我,可心里面一直在打鼓。在他这种犹豫不决当中,我将事情一直向前推进。

展览前,他看了打印的照片,他拿着小样逢人就问:“照片真的可以吗?真的行吗?”一直到展览开幕那天,他还在忐忑不安。他的想法是:“我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变成艺术品,或者是一个展览。”他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叫纪实摄影,也不挂‘艺术摄影’,什么也不要挂,就叫周海婴80岁摄影展好了。”

朱:第一次是在“爱普生”展览?

周:不是,2008年9月同时在孔庙和“爱普生”做展览,孔庙是120张,“爱普生”在自己的展厅办了个小展览,有30张左右。半年以后,他心里才比较踏实了。后来陆续有一些报道出来,年底他的作品参加了连州摄影节,还获了奖,这些肯定让他非常高兴。后来他还以老顽童的心态,把他过去老照相机的皮套印在自己的名片上面,写上“老摄影家”,以及1948年原上海摄影学会老会员的头衔,才开始肯定自己。

不过他不会说他是一个摄影家、艺术家,他只是说,“我是准专业的,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作了一点儿贡献”。2008年在北京办完展以后,又相继在绍兴、上海、连州摄影节等地展出。

朱:我记得在政协礼堂也展过。

周:不是在政协礼堂,是在全国政协大院里面的大厅里。2009年,为纪念建国60周年、政协成立60年,我们只是把新政协题材的67张照片挑出来做了一个特展,叫做“航向新中国”。后来,我们把这一批展览照片捐给了重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博物馆”。

朱:周老看了展览的报道以后,当时有什么感受?

周:报道他都看到了。我妈妈说,他比较自信了,不像以前面那么担心,觉得自己挺像那么回事,可以挺直腰杆了。他去世之前跟我讲,在他的晚年,我帮他肯定了他在摄影上的成绩,他“非常非常没有想到”;对他的人生,他觉得是画了个完美的句号。他特别在乎这件事,甚至逢人就说。我想,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成就,是大家肯定他的成就,而不是说他只是鲁迅的儿子。他需要的是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的父亲用文字,而他用影像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情感。我从没见过父亲这么开心、这么有自信过。他的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减弱对摄影的爱好,他终于得到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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