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的日子
朱：他在北上的拍摄达到了一个高水平。
周：父亲到香港去的时候，买了他的第一台性能比较好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相机。买过不久，就有幸把地下党接民主人士到东北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整个过程拍了下来，这些照片是历史的“孤证”，也是父亲学习摄影以后为摄影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吧。最近我到哈尔滨参加“萧红百年纪念活动”，意外地发现有些照片是民主人士到哈尔滨以后父亲拍的。他们当时住在马迪尔饭店，那几张民主人士的合影，尽管属于纪念合影性质，但由于是孤证，显得特别的珍贵。
我到马迪尔饭店看了父亲和祖母住过的214房间。父亲这批照片我并不认为是无心插柳，他有一台照相机，他要去拍一些东西，然而毕竟这些东西是和他母亲、和他自身无关的。当然，或许其中会有一些无意的抓拍，不过无论如何，这批照片是极其有价值的。
朱：他在构图上还是非常刻意的。
周：对。比如说他拍摄行船过程中的船体、天空、阳光，他的构图完全是一张张独立的作品。这也和他的经济条件有关系，如果经济条件很差，他也舍不得去拍这些空镜头。一方面，他的主观意识驱使他要把这些东西拍摄出来；另一方面，他在经济方面确实不错，听说当时去香港的时候，地下党给了祖母和他一笔钱买服装，结果他们买了旧衣服，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台禄来相机。相机很不错，但镜头质量不是特别好，比较松。
朱：但是成像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周： 这些120的还可以，但是后来有些135的就不行了。从香港到东北，从船上到船下，这部分照片大概有70张，12张是一卷胶卷的话，大概是六七卷胶卷。他跟我讲，到沈阳的时候，有个新华社的记者（郑景康）帮他冲洗胶卷，还挂在酒店房间里面阴干。后来他在北京上大学，一直到我出生一岁、两岁的三四年里，他拍摄了大量的校园照片、婴儿照片，还有很多街头照片，仍然延续了在上海拍摄的风格，比如拍我们家附近胡同里，摇煤球的、挑担子的、杂技表演、公园里的等。
上海解放
朱：1949～1950年他回了一次上海，在上海拍了一批照片。
周：拍了一批，包括“二六”轰炸。
朱：还有淮海路的街头表演。
周：那是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游行。还有拍了几个事件：一个是农业展览，在现在的上海美术馆、以前的跑马场举办了第一届华东农业展览；另一个是上海解放一周年的展览，在公园里展示收缴的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战利品。这几个事件是他亲历的，所以他拍了真不少。前面提到的游行，当时游行就在他住的淮海坊前面的淮海中路上，他从家里走几步到马路上就能拍。再有上海闹水灾，都是他在上海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故事。
朱：他还拍摄了俯瞰苏州河的照片。
周：那是在上海大厦拍的。
朱：这好像是非常有意识去拍摄的。
周：我估计他和我祖母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因为当时上海大厦不是什么人都能上去的。他可能有一些便利。他当然是刻意去拍的，除上海大厦这个角度之外，他向外滩也拍过一张，但是曝光不行，整个照片很模糊，洗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