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镜匣人间（3）

我珍藏着几本厚厚的黑卡纸老式相簿，错落有致地贴满大大小小的照片，那时我母亲细心地粘贴，有些用了三角形相角。页面上有很多母亲的亲笔题字和日期，每当我翻开这些相册，就像展开一个个故事。1948年，香港掀起了“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李济深、沈钧儒等各个民主党派领导接到毛泽东主席电报，奔走相告，鼓舞甚大。估计解放军一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在香港地下党布置下，大家分途北上。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宦乡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的珍贵。又比如，在沈阳市的铁路宾馆大会议室内，民主党派的讨论学习会场，冬季下午室内光线不足，勉强用慢速拍了两帧，虽然清晰度差，又非广角镜头，但能够留下这历史的瞬间，于国于民我心足矣！

那阵子在沈阳等候政协召开，民主人士的文化娱乐活动一种是撞击桌球，以体力消耗较小的“开仑”为主；在沈阳没见有人玩麻将牌，只要间隔地晚间打打桥牌，凑足四人就玩起来，用自然叫牌法，没有固定的搭档。记得参加的有章乃器、朱学范、沙千里、赖亚力，洪深则偶见参与。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资深将军李济深，也喜欢和大家玩在一起。他的秘书林一元经常在旁观席给最年轻的我使颜色，别让李将军宕太多牌难堪。在大家的兴头上，我当时又值年少气盛，岂肯“放一马”！局后林秘书也无可奈何……回念此情，略感歉意。姑且当成一件趣事吧。

在我的数万张底片中，有一些我最为得意、最有纪念价值的照片。首先是1948年从香港跟随民主人士前往东北解放区时拍下的。当时民主人士的活动，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不似现在无论什么场合，记者蜂拥而至，快门咔咔、闪光连连。而我的母亲处处“警告”我要自量“身份”，谨慎不能犯“错”，不能随意走动，不能自行离队伍拍摄照片……，因此，东北之行虽极为重要，但照片数量很有限，我的这几帧照片也就成立历史见证的“孤本”了。这里有一件事还需提起，1948年冬我在沈阳期间遇到新华社老记者郑景康同志等几位摄影前辈，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用海碗装显影、定影液，手工拉冲120底片。他们当时用的是普通“D-72”型显影剂配方，底片一串串晾干在房间内，蔚为奇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党的新闻战线同志们的工作状况。那时郑景康同志亲手帮我冲出我自香港到沈阳期间拍得几卷120底片，留下最珍贵的影像，谨此向他们表示再一次感谢！

其次是“二·六”轰炸的照片。1949年初夏，我从华北大学短期学习结束，廖承志建议我们几个“孩子”，各自补习所缺的高中文化课程后，第二年去苏联求学。这样，我返回上海旧址霞飞坊寻师回炉。不久，抗美援朝开始，我在三楼阳台听到飞机投弹轰炸声，看到窜天的浓烟，这便是 “二 六”轰炸上海卢湾区。冲天黑烟被我拍了下来。隔天我又和表兄马永庆赶去现场拍摄残存废墟，进入现场时，我们被警卫所阻，亏得那时候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印了名片，叫做“海马摄影社”，凭这枚小片子，才得到许可进入警卫圈内。进去后我拍到了一批炸毁的废墟，还有伤亡家属悲痛欲绝的镜头。今年春天，我又专程去了五十八年前的故地，只寻见路边一块纪念碑石，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缘故被敲成两截，又用水泥粘合一起，这种偶然的“不幸”和伤愈，令人呵嘘叹息！

再有几帧灯光人像似可以特别一叙。那是1949年冬，由杨子颐先生介绍我参加了摄影前辈吴寅伯的“上海摄影学会”，他们都是老一辈摄影家。之后吴先生到北京的人民画报社和中苏友协工作，我间或去问候请教。上海期间，吴老主持学会活动，常请某一方面学者讲授各类摄拍技艺科目，我记得有一次邀请了京剧名演员言慧珠来会场充当被摄模特。那天专家教的是灯光“单灯”人像摄影，只用一只200瓦上下普通聚光灯，另一侧面施加一块白色反光板，调度两者远近距离角度方向，获取不同效果。对演员言慧珠的身形神态并不去刻意“摆布”，由她自由发挥转动变化角度，有十几位摄影家前后左右抓拍，我也挤在边夹缝里按快门。过了两周言慧珠再度到上海摄影学会，大家依次让她看自己的作品，我是最后一个把“习作”交给她，想不到她看了照片后凝视了我这个最年少的“学徒”，竟开口问“你可不可以把照片送给我？”我受宠若惊当即应允，三张10寸精心制作的照片被她收藏了。

近七十年来，我的摄影兴趣不减，从未间断却并不连贯，这与时局、运动、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关系。我拍摄的题材以人为主，也有随机的景物，那是我的审美观和兴趣的体现。我喜欢遇到机会抓拍性地留影，对布设、摆布没有好感，有一阵我使用徕卡Leica机子，它虽然有跌影式对焦测距，但跟随动态却很迟滞，为了抓好瞬间距离的变化，我还自我训练用手指推拉测距杆，眼睛瞄视动作对象，在超焦范围里按快门，达到跟踪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