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的抱负
按照原有的古代文字，中国的字面意思是“中央之国”或“中央王国”。这个自封的称谓当然绝不谦恭，很能说明中国人对自身以及他们所栖息的领地的看法。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不仅仅是随处可见韵地图上勾画出的政治分界线。中国象征着数千年的文化、经济、军事和政治经验及学识。因此，人们认为中国一度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成为了认知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居天地之中”。许多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间，只有清朝后期的皇帝及其最后几位继任者统治的中国没有达到这样显赫的地位。
日益兴起的欧洲、亚洲和美洲大国展开殖民扩张，加上清朝未能实现现代化，最终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衰落。
不过，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最古老的持续性文明。这种衰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超强实力和重要性。在西方和日本“蛮夷”手中遭受的屈辱并未抹灭中国的荣光，而只不过使北京处于一种暂时失去活力的状态。只有国内外政界人士看似漫无目的的举动短暂打扰过中国的长久沉睡。
围绕毛泽东在国内的错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在冷战中的位置（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人们已经著述甚多。
就目前而言，我更想了解中国在卷入现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的世界观。如果想讨论重现的中央王国，就必须回过头来研究中国在19世纪之前的“国际关系”。
可敬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 John Fairbank)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目标具有如下鲜明特征：
1．中国历来显示出对区域“支配地位”的偏爱。
2．这种“支配地位”的基础是显示中国的“优越性”并获得相应的尊重。
3．中国显然借助这种“优越性”，来推广和睦共处。
中国的首要政治目标是保护自身不受内陆亚洲的威胁。内陆亚洲是指长城以北和以西的广阔地带，包括今天的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中国一直认为，长城是“野蛮”游牧民族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除了极少数例外，“文明人”都生活在长城的中国一侧。国门以外的军事冒险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击退新出现的威胁和降伏出现麻烦的地区。即便这些冒险行动也与西方的“圣战”和战争有着显著不同，因为“文明的”中国人通常会避免实施封建统治，而更愿意让这些国家成为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朝贡国”。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什么？
就是接受并承认中国皇帝的政权。
说到对“已知世界”的这种广泛统治，真正引人关注的特点是中国显然无意扩大疆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固守自己的领土，并不谋求占领遥远的异国土地。事实上，中国在东亚确立毫无争议的霸权地位后，皇帝们似乎就认为没有必要展开更大规模的攻城掠地的行动了。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没有实施军事统治，而是试图通过文化、教育和“天启”来扩大影响。朝贡国接受了儒家价值观，从而投入了中国的不抱。这种文化使得中国在政治等级体系中的最高地位获得广泛承认。或者，也许是中国古代学者和一些当代西方学者想要让我们相信这一点。事实上，真相与儒家荣耀的愿景关系不大，而是更多地基于政治和经济现实。
如今，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通过动用广泛的国家实力来维系在亚洲的势力范围。古代的儒家学者可能很想相信，“蛮夷”承认皇帝是天地之间的媒介，但皇室内部的决策者通常比较务实。对这些“现实主义者”来说，关于等级关系的儒家理论只不过是一种迷思，目的是维护皇帝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最高地位的正当性。这些理论和传说在长城以外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发现中国人为实现外交政策目标而采取了一些比较传统的手法。这当中包括：军事远征、缔结同盟、外交出访，还有贸易。
正是这种贸易手法（尤其是在“朝贡体系”内部）促使一些西方学者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能说服外人接受皇帝乃至中国的固有优越性。事实上，真相并非那么令人赞羡。除了常规的商业交易之外，中国的对外贸易采取了另一种重要形式……“朝贡”贸易，也就是交换礼品。外国统治者派遣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的朝廷，中国人会拿出一定数量的本国产品，以换取外国的贡品，双方都有所得。对外国来说，主要动机是经济利益。在他们看来，对华贸易利润丰厚，大大超过了他们在表面上承认中国的优越性所需付出的代价。
那么，从根本上看，中国的“朝贡制度”只不过是购买贸易权。
长城以外的国家拿出必要的礼物并作出象征性的承认；作为交换，中国则提供利润丰厚的经营权。
这种朝贡制度由此确保了国内对皇帝的忠诚（无论如何，外国人“清楚地知道”他的优越性），还通过确立经济关系来“影响”邻国。
学者们发现这种“朝贡制度”在长城以外获得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位日本学者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认为，“朝贡制度”在几个层面上得到实施。比较具体地说，他发现许多向中国进贡的国家也相应地要求自己的邻国进贡。因此，朝贡制度有助于在亚洲各地建立松散的政治一体化联邦——以中国为圆心的多个同心圆。
也许费正清最为准确地概括了从内政到对外关系的整个进程。他写道：“……朝贡仪式所体现的皇权至上原则具有多种用途。如果可以动用武力，就依靠武力；如果中国缺乏实力，可以依靠对中国实力的追忆；或者，也可以单纯依靠贸易的吸引力。”最终的产物是一个松散的国家同盟，有着获得广泛承认的单一权力中心。这是一种不易复制和保持的现象。想想看，比如苏联就无法通过《华沙条约》来成功地仿效这种关系，华盛顿至今仍极力想要与拉美或南美形成这样的关系。无论如何，这种“朝贡制度”及其在内政方面的好处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复存在。我现在认为，它即将重现。
步入未来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关于国家经济复兴的雄心壮志，重新引发了关于北京终极意图的学术争论。有些学者认为，邓小平试探性的初步举措只是一场构想不周的运动，目的是使中国摆脱贫困。
其他西方分析人士则对邓小平的工作作出了不那么善意的解释。例如，一位美国学者1983年写道：
…1982年，中国的内政外交出现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更加独立和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姿态。北京刻意调整到了与美国和苏联的距离比较均等的外交立场上……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友好姿态也有所增加。
没有阐明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迎接多极世界，也就是一个不存在两 种敌对意识形态或单一霸权的国际共同体。
然而，中国明显缺乏可以彰显的国力，所以北京陷入了看似无穷无尽的等待。随着苏联解体，北京创造国内“经济奇迹”，人民解放军脱胎换骨，中国在成为可敬的国际社会成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总体来看，中国领导人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明民族自豪感再度高涨。《丑陋的中国人》旨在揭示中国腐朽的文化基础。此类出版物体现了为理解身为中国人的含义而付出的努力。
